甘肃省宗教事务管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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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宗教事务管理暂行规定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宗教事务管理暂行规定

 (1991年11月16日 甘政发〔1991〕199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行政领导和管理。其职责是: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障宪法和有关法律、法令的实施,协调各宗教之间、宗教内部以及宗教同其它方面的关系。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宗教是指甘肃省境内的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

第二章 宗教活动场所





  第四条 宗教活动场所是宗教界和信教群众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场所。具体是指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拱北、道堂;佛教的寺庙庵堂;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道教的宫观和各教固定过宗教生活的其它场所。


  第五条 设置宗教活动场所,须经县(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已经批准设置的宗教活动场所,均须向县(市、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申请登记。经过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受法律保护。


  第六条 宗教活动场所均应设立民主管理机构,实行教务、事务、财务的民主管理。宗教活动场所民主管理机构的组成人员,必须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在信教群众中具有一定威望,在当地爱国宗教团体主持下由信教群众选举产生,任期一至三年,可以连选连任。任期未满又不宜继续担任者,信教群众有权予以撤换或罢免。


  第七条 新建、重建、扩建宗教活动场所,须经县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在新建、重建和扩建中,不得随意动用国家、集体的财物,亦不得向群众强摊硬派。


  第八条 任何个人或团体不得利用宗教活动场所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对假借宗教名义,复辟反动会道门或从事封建迷信活动,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危害人民生命财产,扰乱社会治安,以及损坏民族团结,破坏国家统一的,要及时上报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九条 宗教活动场所,经营宗教类书刊、图片、画册和宗教音像制品,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出版、发行管理规定。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任何宗教活动场所和个人不得编辑、出版、发行宗教书刊、图片、画册和录制、出售宗教音像制品。


  第十条 宗教活动场所不得设置高音喇叭,念经、布道,不得影响社会公共秩序,干扰周围单位和群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内宣传无神论。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也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布道、传教、宣传有神论。


  第十二条 宗教活动场所内的宗教教职人员数额应根据宗教活动和生产自养的需要与可能适当确定。定员人数应报县(市、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宗教活动场所留住外来人员,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和乡以上人民政府的证明,向公安部门申报临时户口。严禁留宿不明身份的人。


  第十四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举办一些生产、服务和社会公益事业,走自养的道路,减轻信教群众的宗教负担。


  第十五条 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和宗教收入、生产收入、房租收入,归宗教活动场所或教会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偿调用和私自占用。


  第十六条 宗教活动场所,实行民主理财,勤俭办教务。要建立健全财务管理等有关制度,接受信教群众的监督。教职管理人员不得挪用和侵占宗教活动场所的财物。


  第十七条 宗教活动场所,均应制定治安、消防措施。加强对一切水源、电源、火源和各种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防止事故和灾害的发生。

第三章 宗教活动





  第十八条 凡具有宗教信仰、宗教仪规、经典和习俗依据,在宗教活动场所内及信教群众自己家里进行的宗教活动,如拜佛、诵经、烧香、礼拜、祈祷、讲经、布道、弥撒、受洗、受戒、封斋、过宗教节日、终傅、超荐、追思等都属于正常的宗教活动。


  第十九条 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团体和个人,不得加以干涉。


  第二十条 宗教活动应坚持“小型、就地、分散”的原则。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或跨县、跨地区、跨省进行宗教活动,必须事先分别报县(市、区)、地(州、市)、省宗教事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一条 宗教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宗教活动不得干预国家行政、司法、教育,不得妨碍婚姻自主和计划生育,不得影响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


  第二十二条 宗教活动应坚持“各行其事、互不干涉、互相尊重”的原则。维护宗教之间、教派之间、教派内部的平等团结,不允许任何宗教和教派树立支配别的宗教或教派的特权,不允许另立新的教派或宗派。


  第二十三条 布施、乜贴、奉献、捐赠等,应完全出自信教群众的自愿,禁止任何方式的强摊硬派。


  第二十四条 坚决制止自封传道人的传教布道活动以及其它各种非法传教活动。依法取缔非法开办的经文学校和修院、神学院。


  第二十五条 严禁以任何借口和形式恢复已被废除的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制度。

第四章 宗教教职人员





  第二十六条 宗教教职人员是指在各宗教内担任一定宗教职务并履行其职责的信仰宗教的公民。


  第二十七条 宗教教职人员应按各教的规定,经严格考核后,认定或聘用,并报县(市、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未经认定、聘用并备案的,不得履行宗教职务。


  第二十八条 宗教教职人员一般应在本县(市、区)范围内认定、聘用。本地确无适当人选,需要跨县、跨地区、跨省认定、聘用的,应分别报请县(市、区)、地(州、市)、省宗教事务部门批准。


  第二十九条 宗教教职人员应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祖国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发扬本教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三十条 宗教教职人员履行职责时,应模范地遵守宪法、法律和政策,自觉与一切违法和非法活动作斗争,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


  第三十一条 宗教教职人员在任职期间,不能胜任宗教职务或有违法行为的,按各教的规定和习惯,可以解聘或解除其职务。


  第三十二条 宗教教职人员在劳动教养或服刑期间不得履行宗教职责。劳教或服刑期满后,未经重新认定、聘用并备案的,一律不得履行宗教职务。

第五章 宗教团体





  第三十三条 宗教团体指经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并经政府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各级爱国宗教团体,包括伊斯兰教协会、佛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基督教三自爱国会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协会、道教协会。


  第三十四条 各级爱国宗教团体是代表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合法权益的群众性组织,是党和政府团结、教育、联系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贯彻执行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组织保证。它的基本任务是:
  (一)协助各级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二)帮助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不断提高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觉悟;
  (三)对宗教活动场所实行指导和管理;
  (四)协调和处理宗教内部和宗教之间的关系,维护宗教内部和宗教之间的团结;
  (五)反映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六)组织和推动宗教界人士学习、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
  (七)协助政府培养、教育爱国宗教教职人员;
  (八)团结和引导信教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九)协同有关部门开展宗教方面的友好往来;
  (十)办好教务。


  第三十五条 各爱国宗教团体受同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领导,在各自会章的规定下,自主地开展工作。


  第三十六条 各爱国宗教团体的人员组成,按照各自章程规定,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推选产生。


  第三十七条 未经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成立宗教组织。

第六章 外事





  第三十八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在对外交往中,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务的方针,贯彻相互尊重,平等友好的原则。拒绝境外宗教组织和个人支配我省宗教事务。


  第三十九条 外国人可以普通教徒的身份,在政府批准对外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参加宗教活动。未经县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和宗教团体同意,不得主持宗教活动。


  第四十条 境外任何宗教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内外散发宗教宣传品和宗教音像制品,发展教徒。


  第四十一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按照宗教习惯,接受境外宗教团体、宗教徒给予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少量布施、乜贴、奉献、捐赠等。对同类性质的大宗捐赠要报请省人民政府或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批准。


  第四十二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境外宗教团体、宗教徒索要财物。不得接受来自境外以渗透为目的的宗教津贴和传教经费。


  第四十三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要根据有关部门的安排,认真做好境外宗教界朋友和旅游外宾的接待工作。在接待工作中要做到不卑不亢,文明礼貌,热情友好。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在实施中,有关宗教、民族、公安、司法、外事、土地、城建、新闻出版、文物、园林、文化、旅游、环保等工作部门要主动密切配合,协同工作,及时解决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第四十五条 凡违犯本规定者,应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各行政主管部门按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理。违犯治安管理的,由当地公安部门给予治安处罚;触犯刑律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由甘肃省宗教事务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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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11年1月6日、1月7日,被告H公司向交通银行宁波分行借款2000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时近期限,H公司等筹措还贷款项。同年7月1日,原告谢某通过其公司网银账户,将1400万元汇至H公司账户。同日,相关当事人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借据》,载明的借款人为H公司、H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及D公司。

被告李某与被告刘某于2002年2月结婚。2011年7月5日,李某与刘某签署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称因经济原因,致使夫妻感情破裂,双方同意协议离婚,并约定将房产归刘某所有,双方无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若有债权债务各人名下自行承担或享有。同日,该两被告在民政部门办妥离婚手续。

H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第一类医疗器械的制造、加工,股东为被告李某、胡某和张某,对应的股份分别为50%、30%和20%。2012年7月31日,胡某将其30%股份转让给被告李某,H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被告李某占80%,张某占20%。同年7月,被告H公司在年检中向工商部门提交了一份报告,称其公司开发制造的SET脑功能检测系统医疗设备,因尚未取得国家注册批文而不能买卖,所以该公司未发生销售。

原告谢某要求《借据》上列明的借款人还款付息,同时以涉案借款发生在被告李某、刘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由,要求被告刘某对被告李某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李某辩称:其未向原告借过款项,要求驳回原告对其的诉讼请求。

被告刘某辩称:因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无需对李某承担连带责任,要求驳回原告对其的诉讼请求。


【裁判】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借款虽发生在被告李某、刘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笔借款用于被告H公司经营,借款发生时被告李某在被告H公司的股份为50%,被告刘某无股份,并且被告H公司的产品因未取得国家注册而尚无销售。同时就涉案借款而言,现有证据也难以证明被告李某、刘某有共同借款的合意,或借款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涉案借款不宜认定为被告李某、刘某夫妻共同债务,对被告刘某的辩称予以采信。法院判决被告H公司、李某和D公司归还原告谢某借款1400万元,并自2011年7月5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支付利息。


【评析】

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不仅涉及到夫妻之间财产的调整,更涉及到夫妻双方之外的债权人财产权利的保护。我国婚姻法并没有构建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只是在处理离婚财产分割问题时,提出了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规则。这些规则包括用途推定规则、合意推定规则和身份推定规则。1950年婚姻法第二十四条及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第四十一条,都规定了凡所欠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即可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凡夫妻双方名义所欠债务,或者虽以夫妻一方名义所欠债务但经过对方同意的,应当视为夫妻共同债务。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以举债时间是否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即夫妻双方的身份关系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三项推定规则在司法实践尤其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冲突与矛盾。要求债权人根据用途推定规则或合意推定规则证明借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借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且其收益实际用于夫妻,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债权人尤其是善意债权人来说很不公正。从夫妻内部来说,一方根据用途推定规则的抗辩理由很容易成立。由此容易诱发夫妻双方相互串通,以离婚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的道德风险。而身份推定规则将举证责任几乎绝对地分配给了否认共同债务的夫妻一方,只有当他(她)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债权人知道夫妻之间采取了约定财产制的情形下,才无需共同承担债务。其举证责任甚至比用途推定规则推定中的债权人还要严苛。审判实践中,也由“过去更多的夫妻双方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发展到“更多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串通,损害对方配偶的利益”。

为消弭三种推定规则的冲突,各地法院也出台相应的指导意见,例如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因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负债所得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的,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债务的除外。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债的,债权人可以援引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的规定,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这种意见以用途推定规则或合意推定规则为原则,债权人的举证责任还是没有减轻。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要求债权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并承担举证责任。这在私营经济发达、民间借贷活跃的地区,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同时也会冲击社会本已脆弱的诚信体系。有鉴于此,又有观点提出另一种规则体系,即以身份推定规则为原则,以用途推定规则或合意推定规则予以衡平、修正,即凡是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原则上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债权人起诉,夫妻双方均抗辩为举债一方个人债务情形下,由夫妻双方共同举证;在举债一方抗辩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下,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这种推定体系对各方的举证责任作了较为合理的分配,不至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本案审理中,法官正是根据这种体系,在李某坚持借款非其个人,而为H公司行为的情形下,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刘某。刘某提供的H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明该公司因研发的医疗设备尚未取得批文而未有销售业务。无销售即无利润,李某未将其在H公司的经营所得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刘某无需承担还款责任。根据《借据》上相关被告的签名、盖章方式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认定涉案借款的债务人为被告H公司、李某和D公司,判令相关被告共同还款付息。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文书范例二】
张向荣等人故意杀人一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二审判决改变罪名)
【文书要点】
1、本案系无期徒刑案件。
2、部分被告人和原审附带民事原告人提出上诉。
3、原审附带民事原告人委托了诉讼代理人,注意在首部和其它部分对代理人的不同表述。
4、注意文书中字体加黑部分和判决结果部分改判内容的写法、格式。

【文书特点】
本案系共同犯罪,文书在理由部分分清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刑事责任的前提下,依次表明了该如何惩处,罪责明晰,条理清楚。文书在证据列举方面也特点突出,与事实认定上的案件起因、纠集过程、凶器来源、打击部位、罪责作用等均能相互照应,充分体现了用事实说话的作用。本案系原判引用法律不当而导致二审将重罪名改判为轻罪名。如果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只是认定的罪名不当的,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况下,可以判决变更罪名【文书样式第57页第6项】。

(注:文书编辑时有修改)
【裁判文书范例二】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2005)陕刑一终字第354号

原公诉机关渭南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兴武,男,62岁,1943年5月22日出生于陕西省潼关县,汉族,初中文化,陕西省地质六队退休职工,住潼关县南头乡坡头村一组。系被害人赵彦春之父。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银芳,女,57岁,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址同上。系被害人赵彦春之母。
委托代理人【文书样式第59页】施天祥,陕西众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向荣,男,48岁,1957年9月5日出生于陕西省潼关县,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潼关县桐峪镇李家村七组。1994年7月16日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收容审查,1996年2月15日解除收容审查并取保候审,2004年6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潼关县看守所。
辩护人柳恩敬,陕西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文书样式第56页3项】刘金锋,男,32岁,1973年1月13日出生于陕西省洛南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洛南县保安镇八道河村三组。2004年6月25日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潼关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黎宁生,男,38岁,1966年11月14日出生于陕西省潼关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潼关县桐峪镇李家村五组。1995年4月14日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收容审查,同年12月14日解除收容审查,2004年6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2005年3月9日被取保候审。
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渭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张向荣、刘金锋、黎宁生犯故意杀人罪、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兴武、周银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文书样式第59页】,于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作出(2005)渭中法刑一初字第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张向荣及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兴武、周银芳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于2005年8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文书样式第56页】,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1994年5月1日晚,被告人张向荣听说自己雇佣的民工被抢,即告知了被告人黎宁生,并伙同被告人刘金锋、黎宁生等人一起乘卡车寻找失散的民工,并抓抢民工的人。当车行至潼关县太要镇金玉饭店门口时,车上民工发现刚才抢钱的四个男青年正在那儿闲转,即跳下车分头追赶。张向荣、刘金锋、黎宁生等将被害人赵彦春追进金玉饭店对面的矿山停车场6号房内,黎宁生持菜刀、张向荣持砍刀在赵彦春头、背等部位乱砍,刘金锋持匕首在赵彦春肋部猛刺一刀,致赵倒地后,三人逃离现场。赵彦春被他人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于5月3日11时50分死亡。【注:此处还应写“经法医鉴定”】。1998年1月19日,被害人之母周银芳经他人调解,与张向荣、黎宁生达成赔偿协议,由张向荣、黎宁生赔偿周银芳45000元,且已支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兴武、周银芳具状诉请判令三被告人赔偿其经济损失。据此,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向荣、刘金锋、黎宁生不计后果,持砍刀、匕首等凶器行凶,致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张向荣因民工被抢而纠集黎宁生,黎宁生又纠集刘金锋,在作案过程中,被告人刘金锋持匕首捅被害人肋部,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被告人张向荣、黎宁生分别持砍刀、菜刀砍切被害人之行为加速了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均应依法惩处。由于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但应根据法律规定依法确定赔偿数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五条一款、第五十七条一款、第三十六条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张向荣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刘金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黎宁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由被告人刘金锋、张向荣、黎宁生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兴武、周银芳丧葬费、死亡补偿金45000元(已付)。
张向荣上诉称,他并未纠集黎宁生,也未进入致死被害人的现场,未实施杀害被害人赵彦春的行为;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而使他作出有罪供述;认定他参与杀人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辩护人提出,张向荣既未纠集任何人,也未进入致死被害人的现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张向荣没有杀人故意,原判定罪不当,量刑有重。
赵兴武、周银芳上诉要求改判张向荣死刑并增加赔偿数额。
诉讼代理人提出相同的代理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张向荣与原审被告人刘金锋、黎宁生致死被害人赵彦春【因后面涉及罪名的变更而如此表述】及造成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兴武、周银芳经济损失的事实是清楚的。有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白立新、?小鹏、?小刚(均系赵彦春朋友)证明,2004年5月1日,他们和赵彦春在太要闲转,天黑后,白立新提出抢点钱,其余三人表示同意。走到西堡障路口时,有五六个民工往李家村方向走,白立新便将其中一个民工拉到路边压倒,?小刚和?小鹏对该民工拳打脚踢,赵彦春扔了一块砖头,吓跑了其他民工,他们抢了10元钱。后他们在太要镇金玉饭店门外等车时,从李家村方向来了一辆解放牌汽车,车上拉了二三十【文书样式第3页】人。车到他们身边停下,车上有人喊:“就是这四个,打!”车上的人跳下来,手里拿着刀、棍等。他们急忙四散逃跑。
2、证人董保军(解放卡车司机)证明,当晚7点多,他和刘金锋酒后驾驶车主为车武安、车牌号为陕西05-04746的解放141型大货车,在李家村路口碰见黎宁生,黎称要开车去太要接民工,他就驾车和黎、刘往太要走。张向荣和十几个民工上了车,张拿了一把杀猪用的砍刀,站在驾驶室左侧脚踏板上,刘金锋带了一把刃宽四五公分、能折叠的单刃刀。民工说还要到太要镇接人,行至金玉饭店门前,走来四个小伙子,车上的民工喊“就是这几个”。他停车后,车上的民工跳下来,那四个小伙子分头就跑,其中一个跑进了对面的停车场。张向荣第一个追进停车场,四五个民工和黎宁生、刘金锋跟在后面。二三分钟后,他将车调完头,进停车场的人陆续出来。
3、证人杨宗文(停车场负责人)证明,当晚9时许,他在门房听到门外有嘈杂声,出门见有七八个拿刀、棍的人进了停车场,有一个被追的人跑进了6号房。只有三个人追进房子,紧接着就听到房内有人喊救命。过了一二分钟,那几人从6号房里出来,低个子还说“再不服气,就朝死里弄”。被追的小伙子躺在地上,身上多处被砍伤,一侧肋下向外冒血。凶手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三人中,两高一低,低个拿杀猪刀,中等个拿单刃刀,高个持菜刀,低个用刀砍得最凶。听口音都是当地人,其中高个和低个肯定是当地人。
3、证人梁文华(停车场门卫)证明,当晚9时多,一个小伙子从外边跑来进了6号房,有六七个人在后面追,追赶的人拿杀猪刀、菜刀、棍等物。
4、证人汤景锋(司机)证明,当晚9点多,他从6号房刚出来,一个小伙子跑进房内,后面紧跟着三个成年男子。其中一个持刀、身高约1.70m、圆脸、操当地口音、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到他跟前,用刀指着他问是干什么的,这时有两个男子跑进6号房。拿刀的小伙子知道他是停车场司机后,也冲进6号房。他忙躲进5号房,在房内听到有人喊救命,还有人在说“我叫你再抢人”。不到两分钟,听到6号房有人出去了。
5、证人关申武(司机)证明,他和汤景峰等人在6号房隔壁的5号房时,突然听见隔壁有人喊“救命”,也有人喊“往死里打”,很快就没喊声了。他们出门看时,见李家村的张向荣带几个他不认识的人拿着刀、棍正从大门朝外走,张还催促后边的人快些。6号房内地上躺着一个小伙子,身上多处流血。
6、证人赵和庭(司机)证明,当时他正躺在停车场内车下修车,从停车场大门外跑进一个小伙子,后边跟着几个人吵吵嚷嚷地喊着什么。约半分钟后,被追的人跑进一间房子,追的人也跟进去了,过了一二分钟后就出来了。追的人中一直是一个人说话,口音是标准的太要一带的口音。
7、现场勘查笔录记载,现场位于潼关县太要街金玉饭店西的停车场内,场内东西长80m,南北宽50m,靠北墙东西方向盖有一排砖木结构的瓦房。中心现场位于西边房子由东向西第二间,门槛上及此处内外0.5×0.3m范围内有点片状血迹,室内西南角南北方向支一张单人床,床上被褥整齐,被子上及西南角墙上有点片状血迹。
8、潼关县公安局潼公刑技字[1994]第18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记载,死者赵彦春左眉向上3cm有一4×0.5cm的砍切创,呈左右方向,创沿、创壁、创底较齐,两创角较钝,创深达颅骨表面,左耳后有一2×0.2cm创口,特征同前创。颅骨无骨裂音。背部在15×15cm范围内有4处砍切创,最大的16×3cm,最小的4×0.5cm,其中左季肋部的创口为3.5×0.5cm,此创已清创缝合,所以特征不清,创深达内部腔隙,有气体涌出。左臀部的外侧有一呈左右方向的砍切创14×6cm,深达股骨干。在第十一肋间隙有脾脏外露,为胸腹腔联合损伤,脾脏上有一2×1cm的创口,左肺下叶有2×1cm的创口,两创特征相同,均为创沿、创壁、创底较齐,两创角均较锐,翻动尸体有约1000ml血液从此胸腹联合创口涌出。结论:赵燕春系由于全身多处损伤,失血、疼痛、惊恐等原因综合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9、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书证明,经对赵彦春的死亡原因及致命伤系何类凶器所致进行分析讨论,结论:(1)赵彦春左季肋部的3.5×0.5cm的深达胸腹腔的损伤为其死亡的致命伤,该损伤造成赵彦春脾脏破裂,肺脏破裂而引发失血性休克死亡。(2)赵燕春左季肋部的损伤符合刺切创的特征,致伤物应为有刃且有一定长度的具有刺切功能的锐器。(3)死者背部及股部的损伤符合砍创,对死亡起辅助作用。
10、扣押物品清单证明,公安机关于1994年5月5日自车主车武安处扣押车牌号为陕西05-04746、蓝色解放141型大货车,车武安于同年6月22将车领回。
11、证人黎金堂(李家村支书)证明,1998年1月,张向荣、黎宁生找他说赵彦春家属同意协商赵死亡一事,他见到赵母周银芳和家属代表张志成,周、张表示愿意协商。由作为民工代表的张向荣与作为死者赵彦春方代表的张志成签了协议。当天即付给了周银芳45000元,双方不再追究此事。
12、民事赔偿协议证明,由张向荣和周银芳就赵彦春被打死一事,双方达成部分民事赔偿协议,张向荣代表打人方给被害人一次性经济补偿45000元,双方不再相互追究责任。
13、上诉人张向荣供述,1994年5月1日下午6点多,原给他干过活的民工头杨志富到他家问他是否需要民工,他让杨把民工找来晚上上山干活。晚9时许,杨志富领来一个头上、口鼻都流血、眼睛被打青的小伙子,说叫来的民工在路上被四个年青人抢了不到100元,还把人打了,民工也被冲散了。他听后很生气,决定去抓抢民工的人,并找回民工。因找他的司机没找到,碰见黎宁生,黎得知此情后,叫了董保军和刘金锋开一辆解放141型卡车,他从家拿了一把杀猪用的砍刀上了车。行至西堡障路口上了一群人,杨志富说还有几个民工向太要方向跑了。车到太要镇金玉饭店门前时,见有四个人,车上的民工喊“就是这四个抢人了”,那四人四散而逃,车上的人也跳下车追赶。有一个小伙子跑进了对面的停车场,黎宁生、刘金锋和他相继追进停车场,后面还跟了几个民工。那小伙子跑进一间房子,刘金锋先到房门前和一个胖胖的、中等个的人说话,黎和他一前一后几乎同时进了房子。他见一个身高约1.70m、黑瘦的小伙子站在一张床前,脸上流血,黎手拿菜刀正在骂小伙子,他也骂小伙子敢抢他的民工,并拿砍刀向小伙子胳膊上砍,小伙子转身躲,被他在背上砍了两刀。这时刘金锋拿了个单刃匕首进来,他就拿刀出了停车场。
14、原审被告人刘金锋供述,当晚8点多,他和董保军酒后在李家村十字碰见黎宁生,黎说张向荣的民工被人抢了,让二人帮忙去抓抢人的人。董保军驾驶他所开的解放141卡车,张向荣带了二十多个四川民工上车,张拿了一把杀猪用的砍刀,站在驾驶室左侧脚踏板上。黎宁生拿一把菜刀。在金玉饭店门前,他顺手拿起驾驶室仪表台右侧上的一把水果刀(长约15cm、宽约5cm)和张向荣、黎宁生及几个民工进停车场追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这小伙子跑进一间房子,这时有个人正往外走,问他干什么,他说刚进房子的人把民工抢了,并反问那人是干什么的,知道那人是司机后,那人进了其他房间。在他和司机说话时,张向荣和黎宁生已进了房间,他也随后跟进去,张向荣拿杀猪刀在那小伙头、身上乱砍。黎宁生拿菜刀在小伙背上砍了至少两下。他拿刀子在小伙子肚子前侧捅了一刀后离开房间。他上车后,黎、张及民工也都在停车场门外上了车。路上,张向荣说把人打得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