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前言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前 言

公司制度自产生以来，便以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公司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主体，是最典型的企业法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国法律都对其组建及运行制定了一套相当完善的法律体系。在我国，公司法是最重要的商法，也是指导和规范公司设立、组织、运行等方面的基本行为规范。公司法基本属于商事实体法，但也有相当数量的程序规范。因此，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决定了公司法律实务的多发和常见，也更加凸现了律师在公司法律事务中的重要性。
我国的公司法是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当时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尚处于摸索探究的阶段，因此，公司法的制定也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存在着规定过于简陋、过于粗化、操作性不强等很多问题，并且其中的一些规范已经不新经济形势下的客观要求。后来虽经1999年和2004年两次细微修改，但仍不能彻底解决上述问题，法律滞后与经济快速发展的脱节依然存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变革早已改变了原有《公司法》所依赖的社会经济状态。公司的产权构成、行为方式与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有企业改革使大量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转变为持股主体多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私有民营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数量也大幅增加，证券市场的发展使得资本市场对公司发展作用越来越巨大。更为重要的是，现实中出现了大量原有《公司法》所不能够解决的法律问题。《公司法》的原有法律条款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的社会经济需求。因此，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再次通过了新的公司法修订案。这次修订在新的立法理念的指导下，认真总结了我国公司发展的实践经验，大胆吸收了国外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突出了法律规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公司法》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和完善，在原来总共229个条文中，删除的条款达46条，增加的条款达41条，修改的条款达137条，可以说是对原公司法的一次大规模的革新和修改。在这种形势下，律师在公司法律实务中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不仅是新法律规则和制度的学习，而且还要适时地更新自己的法律理念。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才促使我们在工作之余进行本书的写作，其实也是从事公司法领域业务的律师们相互交流经验的结晶，我们把它编纂成册，目的在于能够相互交流、学习，以便更好地为社会各界提供更加专业的法律服务。
本书的内容基本是围绕公司法的法律体系分别阐述的，并且基于公司并购在公司法律实践中的重要和常见，在原有公司法律体系的基础上，本书专门在公司合并、分立的法律理论与律师实务一章之后，增加了一章关于公司并购的法律理论及律师实务。为了真实展现公司法律实务的面貌，我们还收录了一些公司法律实务中常用的法律文件，如公司章程、股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等。在每章之后，还针对本章的主要内容和涉及到的基本的法律理论，设计安排了典型案例，希望可以借助对这些实发案例的剖析，更进一步地交流法律理论和办案心得。当然在介绍法律实务的同时，本书还用部分篇幅介绍了公司法基础理论，因为我们相信“万变不离其宗”，只有把公司法理论研究清楚、透彻，才能准确自如地应对实践中出现的复杂疑难情况，才能增强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经验。
本书适合从事公司法律实务的律师参考，也可以作为有兴趣将来从事公司法律师的法律学生参考学习，而准备进行购房置业的投资者更能从本书中受益。
由于本书的撰稿是作者们在繁忙的律师工作之余利用晚上或者周末休息时间匆匆完成的，因此书中的疏漏及有争议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对本书的不足之处多提宝贵意见。

本书编者
2006年4月15日




　　近年来，党中央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多方面、多层次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由此，全国各地积极构建党委领导、综治主管、部门配合、各方参与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建立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主导，司法调解为保证的“三位一体”的联动调解制度，并在此框架下，根据纠纷性质和调解工作的特点，探讨建立了一体化调解制度，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种调解手段的有效衔接，联通互动，优势互补，协调一致，公正、高效地解决社会矛盾纠纷。

一、一体化调解的界定

在我国各种调解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先是有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之后是因应新时期形势发展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产生大调解工作格局、联动调解机制和正处在探索起步阶段、且有蓬勃生命力的一体化调解制度。

仅就一体化调解与大调解、联动调解的关系而言，首先是在大调解工作格局之下，出现联动调解，而又在联动调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拥有新的范畴和属性的概念，即一体化调解。从概念内涵和种属上分析，大调解广义上表示各行各业都重视运用调解手段和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联动调解表示实施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协调配合工作，一体化调解则是通过“集中型、联动型、确认型、统一型”四种工作模式和方法，将大调解和联动调解落到实处，促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种调解方法和成果相互融合、整合，以更加公正高效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是种概念，是源头；联动调解是大调解之下的属概念，上承大调解，涵盖大调解的核心内容，下连一体化调解，规定一体化调解的工作机制、方法；一体化调解是大调解和联动调解的具体化、实战化、个例化、模式化，大调解与联动调解通过一体化调解的工作模式和方法而充分发挥作用。

推行和实施一体化调解制度的可行性在于：一方面符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工作中存在“相通性、层级性、互补性”的内在规律性；另一方面其思想理念目前已经得到树立，工作体系、工作机制和网络也已建立，有较为扎实的思想、组织和工作基础。

二、一体化调解制度的基本模式

构建我国一体化调解制度重中之重是要根据社会矛盾纠纷的性质，选择、塑造“集中型一体化调解、联动型一体化调解、确认型一体化调解以及统一型一体化调解”等四种基本模式。

由此，我国构建一体化调解制度的基本模式应包括四个方面：

1．集中型一体化调解制度

集中型一体化调解是针对集中发生的特定性质纠纷，开展的“集中时间、集中地点、集中调解机构、集中调解人员”的调解，主要适用于特定性质的纠纷。其特征是：纠纷发生领域集中、性质相近、管理部门同一、处理地点集中。如医患纠纷、劳动争议纠纷、交通肇事损害赔偿纠纷等。整个一体化调解机构可以仿照政府部门的政务大厅统一设立在一个固定地点，程序为先进行民调，再进行行政调解，前两个环节均处理不了，再进入司法调解，三个程序实行“五个集中”，流水作业，以公正高效解决纠纷。

2．联动型一体化调解制度

联动型一体化调解制度主要是针对非集中发生但适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或司法调解共同参与的纠纷开展的联动型调解。其特点是纠纷非集中发生，分布面广，类型复杂；多为群众间发生的个体争议性质的纠纷；一般纠纷的处理得先由民调组织进行，必要时再由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介入。主要工作方法是实施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处理纠纷类型包括农村、社区、厂矿企业发生的纠纷等。此类纠纷一体化调解制度的构建应着力于“三调联动”，在人民调解组织、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间建立工作联系，做到相互协调配合，发挥合力，化解纠纷。具体联系方法包括建立法官驻村、社区联系点，司法行政部门在村屯社区设立“百姓说事点”等，由法官及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律师等对村屯、社区发生的矛盾纠纷及时掌握，对纠纷的处理及时指导，当基层调解组织化解不成，则及时出面，配合工作，以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3．确认型一体化调解制度

确认型一体化调解是指由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规定上一阶段人民调解协议可以作为合同为司法调解所确认，进而赋予强制执行力的调解。其特征是法律确认授权来自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由人民调解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予以规定。目前，人民调解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均规定，当事人各方经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或行政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效力，若在履行时有当事人反悔，行政机关及人民法院审理时，可作为合同予以采信；同时，当事人经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经当事人申请，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可予以司法确认，赋予强制执行力。

4．统一型一体化调解制度

统一型一体化调解是指统一纠纷的受案标准、审查程序、裁量标准等，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中实行相互衔接、联动联调而进行的调解。主要方法是统一民间组织、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立案和对纠纷的调处裁量标准，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对纠纷的处理标准统一，避免政出多门，同案不同调、同类纠纷不相同处理，以做到公正高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调解工作中，这样做非常必要，能够有效提高民调组织、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纠纷化解能力，也便于群众掌握和运用有关法律知识维权。

（作者单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