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1月24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康 复
第三章 教 育
第四章 劳动就业
第五章 文化生活
第六章 福 利
第七章 环 境
第八章 奖励与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以下简称《残疾人保障法》）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常住户口在我省境内的残疾人应按《残疾人保障法》和本办法的规定予以保障。
对我省境内的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员以及其他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致残的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实行特别保障，给予优待和抚恤。
第三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设立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综合协调有关残疾人事业方针、政策、法规、规划、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工作，协调解决残疾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具体工作由各级残疾人联合会承担。
各级残疾人联合会承担人民政府委托的任务，协助人民政府开展残疾人工作，动员社会力量，发展残疾人事业。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残疾人事业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向社会募集建立残疾人基金，使残疾人事业与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残疾人工作，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并加强对残疾预防工作的领导，有效地防止残疾的发生和发展。
第六条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或者捐助残疾人康复、教育等各类残疾人福利事业。
第七条 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
对侵犯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制止和纠正，或者向有关部门投诉。受理投诉的部门应当依法调查处理。

第二章 康 复
第八条 卫生教育、民政等部门及残疾人联合会应当采取措施，做好残疾人康复工作，对国家确定的康复重点项目，应制定计划，分级负责，组织实施。
第九条 省、市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建立、健全必要的残疾人康复机构，开展残疾人康复医疗、训练、科研、人员培训和技术指导工作。
县以上卫生部门应当根据当地实际需要，指定医疗机构开设康复门诊和康复病房。
第十条 省和有条件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指定其所属一所医学院校开设康复医学专业。其他医学院校应当逐步开设康复医学课程，有计划地培养健康技术人员。
第十一条 在国家确定的康复医疗范围内，残疾人为恢复或者补偿功能所需医药费用，属于公费医疗或医疗社会保险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承保单位按规定支付。

第三章 教 育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
各级教育部门应当制定本地区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确定推行义务教育的步骤并开展残疾人扫盲工作。
第十三条 鼓励举办各级各类残疾人特殊教育学校。残疾人特殊教育学校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标准的校舍和教学设施；
（二）有按编制标准配备的、符合国家任教资格规定的师资；
（三）有适应残疾学生所需要的教学仪器、学具、学习辅导用品。
第十四条 鼓励和支持普通学校附设特殊教育班。
普通学校应当为特殊教育班和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在学习、训练、生活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需要，建立各种残疾人员职业技术培训组织，开展多种形式、不同层次的残疾人职业技术培训。
第十六条 各级财政部门对发展残疾人教育的经费，应当本着特殊扶助的原则予以照顾。
第十七条 省、市属中等、高等师范院校应当有计划地开设特殊教育师资班或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培养、培训专职兼职特殊教育师资。残疾人特殊教育教师、手语翻译享受特殊教育津贴，具体办法由省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八条 各级教育部门设专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残疾人教育。省、市教育科研部门应当加强残疾人教育的教学研究。

第四章 劳动就业
第十九条 县以上残疾人联合会的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负责管理残疾人待业人员，组织残疾人参加就业培训，协助本级人民政府安排残疾人就业。有择业要求的残疾人，可以到当地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进行待业登记。
第二十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招用、招聘人员时，应招、应聘的残疾人考试、考核合格，除残疾一项外体验合格，并符合其所报工种、岗位要求的，应当予以招用或聘用。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不得以残疾为理由辞退残疾职工。
第二十一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不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7％的比例（含已安排人数）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每少安排一人，按不低于单位所在地市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收入的50％缴纳残疾人就业基金。
残疾人就业基金的收取、使用和管理办法由省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计划、工商、税务、建设、银行等部门，应当对残疾人福利性企业事业、生产残疾人特殊用品的企业和城乡残疾人个体工商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优惠照顾，并在其生产、经营、技术、场地等方面给予扶持。
鼓励兴办适合残疾人就业的企业事业。
第二十三条 县、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应当组织和扶持农业户口的残疾人从事多种生产经营，或者安排做公益性辅助工作，并在扶贫资金、信贷、种苗、技术指导、农用物资供应、农副产品收购以及承包土地等方面给予扶持和照顾。
第二十四条 鼓励发展盲人按摩医疗事业。对取得按摩医疗资格的盲人按摩人员，应当优先安排从业，或者扶持开办盲人按摩诊所。

第五章 文化生活
第二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建立残疾人活动中心，县、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和残疾人比较集中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逐步设立残疾人活动场所。
第二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建立无障碍体育设施，为残疾人参加体育活动提供方便。鼓励残疾人参加各类群众性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
第二十七条 各单位应当积极支持本单位残疾职工参加文化、艺术、体育活动。残疾人参加训练、比赛、排练、演出期间，经所在单位批准的，应当支付其工资、奖金等福利待遇。

第六章 福 利
第二十八条 对生活确有困难的农业户口的残疾人，应当减免其村提留和农村义务工。
第二十九条 城乡基层组织，应当完善包户助残活动，妥善照料行动不便的残疾人的日常生活。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当关心残疾人的婚姻问题。
第三十条 对温饱确有困难的残疾人，其所在单位或者当地人民政府和基层组织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定期、不定期的救济或者补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
第三十一条 保险部门应当为参加社会保险的残疾人投保提供方便。
医疗机构对残疾人和革命伤残军人应当优先就诊。
第三十二条 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要求投靠其近亲属的残疾人或者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残疾人，在同等条件下，公安部门应当给予优先照顾。
第三十三条 残疾人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起诉讼，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应当按规定给予缓交、减交或者免交。

第七章 环 境
第三十四条 新建、改建市政设施，按照《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执行，逐步采取无障碍措施。
各级建设部门对违反设计规范、不采取无障碍措施的初步设计，不予审批。
第三十五条 现有残疾人经常活动的城市道路和大型公共建筑，未采取无障碍措施的，应当逐步改造。城市道路和公共建筑的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维护管理，确保各种无障碍设施和方便残疾人活动设施的使用功能。

第八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一）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为残疾人排忧解难成绩显著的；
（二）在安置残疾人就业，兴办、扶持残疾人福利企业方面成绩显著的；
（三）为残疾人事业筹集、捐助资金或者物资有突出贡献的；
（四）献身残疾人特殊教育事业，热心支持和帮助残疾人职业技术培训成绩显著的；
（五）在防止残疾的发生和发展方面有突出贡献的；
（六）残疾人自强不息，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成绩显著的。
第三十七条 违反《残疾人保障法》和本办法，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法律、法规已规定处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给予责任人行政处分：
（一）拒绝接收符合就学条件的残疾人接受教育的；
（二）以残疾为理由辞退残疾职工的。
第三十九条 对不按规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又拒绝缴纳残疾人就业基金的单位，县以上人民政府可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并限期改正。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1月24日
法院为何确认“村官越权发包土地”有法可依？

（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集体土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在目前是广大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口粮田是农民的保命田，责任田则是农民改善生活的基本手段。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土地问题是事关社会变革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问题，历史上英明的统治者从来就不敢轻视。目前，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除了受到“政府征地”、“利益集团圈地”等因素的威胁、侵害或影响外，乡村干部越权处置集体土地也是侵害农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对乡村干部越权处置集体土地、侵害农民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的违法行为却在不同地区得到司法机关的“保驾护航”。
本所律师近期在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代理了一起“村官越权发包土地”、侵害农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案件。此案件还曾引起过受害农民群众的集体上访，可以说在当地颇有一定影响。然而，对如此关乎民生、关乎社会稳定的地方“大案”，垦利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又是如何断案的呢？下面我们不妨把本案的基本案情向大家介绍一下，以期引起广大公众和社会同仁们的关注。

案情简介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位于美丽富饶的黄河三角洲上，这里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也是国家唯一生产土地的地方，黄河水携带的泥沙每年都要让黄河入海口的海岸线向海中推进几公里，时间久了就会产生出大批的良田。我们案件中所涉及的属于垦利县垦利镇高盖村集体所有的850亩孤岛耕地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些耕地形成初期一直由高盖村村民集体进行耕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曾一度疏于管理。约在1991年，高盖村的村官就开始背着广大村民以每亩不足人民币五元的价格对外发包上述土地。约在2001年，该村村民委员会通过诉讼形式解除了与该土地原承包户的合同，该土地的使用权又重新回到高盖村全体村民。然而，对上述土地所发生的一切变故，都是由个别村官在一手操纵着，广大村民并不知情。
上述850亩集体土地使用权被收回后，高盖村的村官高某（时任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却又背着广大村民在未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未成立土地承包工作小组、未向村民公布承包经营方案的情况下，将上述已收回的850亩耕地以该村村民委员会名义（当时高盖村村民委员会委员共有三人，除村主任高某外，一名委员对此事不知情，另一名委员对合同具体内容不知情，）以每亩不足人民币20元的价格出租给薛某（承租时非高盖村村民），租期为12年（自2002年3月18日至2014年3月18日）。薛某承租土地后自己并没有进行耕种，而一直是通过对外转包的方式来进行渔利（自2007年始，上述耕地对外发包市场价每亩已经达到530元以上）。
对上述850亩耕地一直由他人耕种的事实，高盖村多数村民不知情。2007年，部分村民开始要求村官对上述土地组织发包和耕种，高某遂拿出上述土地已出租给薛某等人的《土地租赁合同》。高盖村村民了解到事情真相后，就高某非法出租集体土地之事便开始集体上访，要求政府部门出面予以解决。有关政府领导也曾组织人员对此事进行过协调，但是无法使双方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最后，高盖村村民不得不拿起法律的武器授权村民委员会以“高某和薛某恶意串通，违反民主议定程序，签订损害集体利益、违反国家法律的无效合同”为由将高某和薛某告上法庭。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依法受理了此案，并迅速组成合议庭来审理此案。庭审时，被告高某和薛某拿不出就土地出租之事召开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证据，高某提供的《土地租赁合同》复印件中仅提到“经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字样，且高某当庭承认就土地出租之事没有召开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薛某的代理人及其提供证人当庭承认就承租土地自己并没有进行耕种而是对外进行转包的事实（理由是“合同中约定了可以对外转包”）。高某和薛某的代理律师认为：高某以村民委员会名义对外出租或发包土地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上述土地的出租或发包价格为每亩20元（前五年半实际为10元），比1991年以前村官决定的每亩5元的发包价格要高，故不存在恶意串通和损害集体利益的问题；关于是否举行民主议定程序的证据应当由原告高盖村村民委员会承担。
原告高盖村村民委员会认为：对土地出租或发包等涉及广大村民集体利益的重要事项，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新生效的《物权法》等相关法律都有明确规定，即对土地出租或发包等涉及广大村民集体利益的重要事项，必须通过民主议定的方式解决，即必须由村民委员会提交村民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必须成立承包工作小组，必须公开承包或经营方案，由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后，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被告高某在未取得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就以原告名义私自对外出租或发包集体土地的行为已构成无权处分，高某在未取得其他村民委员会委员书面授权的情形下就以村民委员会名义行使权利的行为则构成无权代理，属于典型的权力滥用行为。
垦利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一审的判决结论是：原告高盖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之一薛某签订的关于原告村所属的850亩孤岛地的《土地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因为被告人之一高某在签订合同时担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合同书上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原告承担。审判人员并且认为“该合同是否通过民主议定程序签署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原告广大村民签字对上述合同不知情的当事人陈述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对原告要求确认上述《土地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代理律师及原告方广大村民对此判决表示甚为不解。如此公然违反国家基本法律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怎么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人民法院确认合法有效了呢？

法律评析
本案件看似简单，但因涉及我国的司法制度、国家土地制度、村民自治管理制度及诸多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矛盾等方面问题，实则异常复杂。看似不合理甚至违法的事情为什么又因受到司法的保护而堂而皇之地“合法化”呢？其间的利益主体及当事人各方到底孰是孰非？又有多少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下面我们不妨就此中所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略做一下评析。
首先，就司法制度而言，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属于以成文法或法典法为表现形式的大陆法系，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发布了一系列规范性法律文件，而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能否在现实中得到遵守或实施呢？那就主要看执法者如何来执法了。在我国的司法审判中，对相同或相似的案件，有着不同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处理结果早已不是什么新鲜怪事，任何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都是在权力、金钱、人情等法外因素和法律的具体条文规定、案件事实本身等法内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是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力量博弈或较量的结果。在这种力量的博弈或较量过程中，有时法外因素大大超越了法内因素，这恐怕就是在中国人心目中老存在“权”与“法”孰大孰小之争、“法治”和“人治”孰优孰劣之争的根本缘由吧。而且，我们的司法裁判文书都是以“法院”的名义作出的，不是以“法官”的名义作出的。即使裁判错了，也难以找到当事人因错误裁判所导致损害的责任承担者。裁判文书中完全不需要论证清楚裁判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和证据采用与否的逻辑原由，有时只需一个“本院认为”或者“依法判决如下”就足够了，至于为什么如此裁判的具体原由可完全不去顾及它。具体到本案而言，垦利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只是认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至于为什么“意思表示真实”，为什么“符合法律规定”，符合“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则完全不用去理会。如此的裁判文书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其次，就土地制度而言，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都规定：在我国，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不存在国家或集体所有之外的第三种表现形式。以农村集体土地为例，对农村集体土地由村小组、村或乡镇级政府以集体名义进行占有，以使用权承包或租赁的形式有偿交付农民使用（不少学者认为，目前农民这种使用集体土地的方式相当于前资本主义的“永佃制”）。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名义上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各级集体组织或单位对集体土地使用权是不能随意处置的，尤其不能随意进行转让买卖，还必须受到政府部门一定的管理和监控。这一切都充分表现了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化和不完整性。按照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确规定，对农村集体土地转让、出租或发包等涉及广大村民集体利益的重要事项，必须由土地的所有者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议定”程序解决，同时还要求经乡镇级或以上级别的政府部门批准。但是，对于农村土地的发包或出租事宜，地方政府又没有建立起具体相应的登记或公示制度，导致农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的混乱，导致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官或政府官员非法“寻租现象”的出现。对本案《土地租赁合同》中所涉及的850亩耕地的非法流转，当地政府就没有依法通过具体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登记或公示制度来进行规范和监督。如此看来，完善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登记或公示制度才是减少农地使用权流转混乱情形的根本措施之一。
再次，就村民自治制度讲，国家推行此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农村广大人民群众从事社会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实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重要法制保障。按照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对涉及农民集体土地权益处置的表意机关应当是全体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委员会并非其表意机关，而只是意思表示的执行机关。就本案而言，原告高盖村村民委员会虽然在诉讼法上有一定的法律主体地位，但其本身也不具有处分集体财产的权利。也就是说，高某在对外出租集体土地时，即使召开过村民委员会会议，没有全体村民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原告私自处分集体财产也属于无权处分，也构成非法。但是现实情况是：我们的村官们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制观念，往往将自己看成是“一级政府”的代言人，可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作出任何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甚至主观上认为“谁当上了村委会主任或村支部书记，谁就会拥有无上的权力，对农村集体的事情谁就说了算”。什么法律法规、什么民主程序从来就不会进入这些村官们的头脑之中。至于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吗？自己想怎么盖就怎么盖。本案所涉及《土地租赁合同》上的公章就是高某利用掌管村委会公章的职务之便盖上去的。但是从法律角度讲，盖上了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不等于盖章的合同就必然产生法律效力，还必须看公章是怎么盖上的，还必须看是否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必要程序，还必须看是否损害了广大村民的整体利益或部分村民的正当权益，还必须看是否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等等。如此分析，才能得出“是村官的职务行为，还是职权滥用行为”的结论。但是本案一审判决的结果却充分说明个别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惟村民委员会公章是论”，而根本不去考虑—全体村民们的集体意志，更不会去关心广大村民失去土地后的生计问题。
最后，从我国农村和谐社会构建角度考虑，目前土地问题是关乎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稳定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有地种是保障生存的基本前提，在此前提下才能考虑安居乐业奔小康的问题。如果有地不能种，连基本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怎么能考虑安居乐业的问题呢？如果放任村官不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对外发包或出租属于农民集体的土地的现象肆意蔓延，怎么能不引起广大农民们的集体上访或抱怨呢？如果司法不能从根本上维护和保障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怎么能维护社会生活尤其农村社会生活的和谐和稳定呢？诚然，改革开放已使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之也出现了利益集团的分化，也出现了个人欲望对财富的无尽追逐，从而导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对财富占有数量的明显分化。这样，在我国农村，除了正当勤劳的发家致富途径外，发生个别村官利用职权侵占集体财产、损害集体利益、损害弱势群众利益来致富的事情也就在所难免，甚至屡见不鲜了。这样，我们司法机关通过严格执法保障法律的正当实施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无法理解的是：垦利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在处理此土地纠纷案件时并没有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没有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而是完全站到了少数村官或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完全忽略了高盖村广大村民的生计问题，完全忽略了国家法律的基本规定，完全忽略了法律的引导和教育功能，完全不顾案件事实本身而主观枉法裁判。至于法官如此断案的背后原因，我们已无法调查清楚。
透过以上对案件所涉及的重要法律问题的分析，我们应不难意识到：立法重要，执法更为重要。对国家而言，制定的法律即使再完美，如果在司法中得不到实施也等于一纸空文。构建和谐社会，仍旧任重而道远；严格司法、保障民生尤为重要。赋有保障国家或社会稳定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可能会成为制造社会矛盾、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公敌，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是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根源。法官不严格执法，就意味着知法犯法，就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群众的最大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