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主为公”
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一条自然法则
—《社会科学探究》系列文章
岩石松 2011.11.29
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来年的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个人收入，我来续谈这个为公还是为私的老话题，好多人可能认为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还用谈吗？你这人是不是太愚钝了？我的回答是很有必要与价值。因为我们总不能不看前面的方向而老是低着头去走路吧？那样对自己是会很危险的。正因为曾经有些干部对国家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好政策发生了想当然的错误认识【认为中国在打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实质上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才奉行“金钱至上”，最终腐败堕落，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审判。我们的有些干部 由于马列主义信仰不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缺乏理性认识，至今任然在危险的边缘徘徊。从这个意义上讲，撰写此篇文章，有着帮助党和政府对广大干部与人民群众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笔者经过深思熟虑认为：人们不能脱离实际地去一味讲究“大公无私”，因为真正的“大公无私”是不存在的，我们试想：如果我们无私，怎么会保障自身生命的延续与发展？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障，那他拿什么来为公呢？“大公无私”只能理解为毛泽东伟大崇高思想对社会民众的正确倡导，是对英雄们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而不得不牺牲自己利益时做出的毫不犹豫的果断抉择的赞扬与肯定。本人认为在尊重人民大众利益不受损害前提下的个人利益，应当明确得到合理肯定，而不能无端指责。但一味地追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错误观点会使自己走上一条不归路。故用“天下主为公”取代“大公无私”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两种极端错误观点，方可正确。“天下主为公”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一条自然法则。理由如下：
对认识史与现实的反思
在中国对天下为公还是为私的认识史上，从古到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绝大部分民众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认为人就应该只为自己活着，因为上帝都给了人这样的启示。何况从古到今、从中到外，那个人不是在为自己而奔波？另一少部分思想高尚的圣贤、民族英雄们，则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国才有家”，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着，应该首先为大众。为此，在毛泽东时代，大力提倡“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这些先进的思想，于是出现了雷锋、焦裕禄、陈永贵、铁人王进喜等等英雄，以及新时代的孔繁森。他们的事迹教育和影响了一代人，是我们的民族魂。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自私自利的人却无论从官场升迁，还是搞经济活动，总是占了上风，而思想觉悟高的人却往往会被挫败。这样惨痛的现实，使部分领导干部感到彷徨，对“共产主义信仰”产生质疑，个别人甚至走向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黎民百姓更是不顾一切地向钱看。好多大学对理想教育的政治课被轻视忽视了，因此发生了上海复旦大学的女大学生，因险境旅游被救却牺牲了民警，在面对记着镜头采访时发出了令人无法理解的一笑，由此激发了广大网民的严厉批评，一个复旦大学的领导甚至在媒体面前厚颜无耻地说什么“网民的攻击影响了女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不想想自己作为校领导培育出了道德水平如此低下的学生，难道自己没有一点责任?还竟敢面对媒体说出那样没素质的话？你既然那样重视学生的健康成长，那你们大学的德育、政治课是怎么进行的？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在绝大部分百姓眼里成了不切实际的谎言，人们认为太理想的思想、言辞，只能是党和政府囫囵百姓的官方谎言罢了。而事实上党和政府从来没有撒谎：改革开放，在吸收资本主义先进管理理念的同时并没有死板教条地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在以“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指导下，坚持和发展了利国利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我们在看到“小人容易得志”这个社会现实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它只是社会发展中因历史传承原因和现行制度的不完善而造成的，有些人因为太自私猖狂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它终究会被改革开放的深入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所摒弃。
中国的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富强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名言的有力证明”、“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中国在向资本主义学习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这些认识其实都是片面的和极端错误的。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党正确指出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期间，好多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错误地认为中国在走复辟资本主义道路，伟大的邓小平同志一时避谈论资论社问题。我们的干部中有人把自己所学的《社会发展简史》知识也用上派场，认为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度的重演，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的证明，是社会主义解体，向资本主义过度的象征。于是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改革，在经济上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岂不知社会的发展是螺旋式地上升：有点相似以前的道路属很正常，但历史的车轮从来绝不会走回头的老路。这就如同汽车要经过多层盘旋路才能翻过一座高山一样，道理是一样的；而直接从山底下穿越的高速直线隧道，是需要我们经过艰苦挖掘才能实现的。
首先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的过程中的暂时现象，这种社会制度最终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或许它会必经或跨越“社会主义”这座桥梁，如果说现在世界并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某些国家依据自己国情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选择，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推断证明，这两种社会制度最终必然会过度到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如果说我们曾经的从马列主义理论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力颂扬赞美，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滑稽可笑的谎言，那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我国经过短短61年【从49年算起到201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从经济总体上超过了发展了几百年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先进代表的不可一世的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吗？！这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表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科学论断的有力证明。
有人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暂时繁荣表象，而看不到它自身潜在的巨大危机与弊端，由此产生那些迷惑人民群众的谬论，这只能说明他属于马列主义理论太浅薄与无远见之辈，并非代表真理。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否过时，请看我的后续专题文章《今天研究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一文。在此我只做简单申明：毛泽东思想永远不会过时，他的优秀思想仍然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指南针，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传承与发展，他是和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又是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在正确执行上的具体体现，是胡锦涛总书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成果的结晶，“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总结发展道路上曾经出现的弯路曲折，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提出的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必须遵循的一条科学法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观点的证明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在互相联系中运动发展的。这说明在任何一个特定的范围内，人不能离开现实世界【他（她）人、动植物、大自然组成的统一体】而单独存在，所以我们个人的一切活动都要遵从而不能违背由法律所限定的大众利益。否则会受到法律的处罚，甚至会被判处死刑而剥夺了他（她）的生命权。如何动物团体无不遵循这一法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商品的生产交换，这一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总结出了著名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和主要矛盾，从理论上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人类最终会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的理论已经被俄国和中国的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实践所证实。
近代中国革命史对此观点的证明
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为社么会从原始社会，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国外】，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过度。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中，早就揭示了这一社会发展规律。这一规律的动因是什么呢？马克思把它总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其实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因私有制造成的少数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统治、奴役、压迫、剥削多数社会劳动者劳动果实，这一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引发的少数人与多数人不可调和的经济、政治矛盾运动的必然。也就是“天下为公”与“天下为私”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过程。而在这一残酷的斗争过程中双方总共牺牲了无数生命，但“天下为公”的观点在血雨腥风中由弱小被动变为强大主动，逐步战胜了“天下为私”的观点。
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孙中山、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正践行了“天下主为公”，得到了劳苦大众的拥护与爱戴，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袁世凯、蒋介石假借“天下为公”的招牌，来欺骗自己部下与民众，为自己打算着“皇帝”、“总统”的美梦，最终被人民大众所遗弃、被历史的车轮压得粉身碎骨。在此仅列举此典型案例，大家分析中国历史大人物的悲喜剧，无不得出如此结论。

　　　　　　　　　浅议我国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完善
　　　　　　　　——以限权与护权的宪政理论为视角

摘要：对于听证制度的一些负面现象，当前大多数学者建议法治化，以发挥其优势，而在法治化中，以限制公权力为价值取向。本文主要是从宪政的角度，以公权力和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论述听证制度对实现二者协调的重要性。只要这样，才可以走出限权和护权的理论困境，准确把握二者的关系。
关键词：听证制度 宪政 公权力 权利
一、对行政权限制的四种方式和优缺点分析
现代民主社会，人们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控制：1、周期性的选举行政领导人；2、立法权和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3、通过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干涉；4、行政决策过程中，公民的广泛参与。与这四种方式相对应的核心制度分别是：选举制度、分权制约制度、行政诉讼和违宪审查制度、公决和听证制度。随着行政权的急剧扩张，前三种方式对行政权限制的缺陷变的十分明显，公决和听证制度日益重要。
选举制度的优点在于公民自由地行使其政治权利，公共理性和公共利益对其限制较小，是一种完全的意思自治，缺点在于其限制是一种威慑性的，没有规范化的限制效力。分权制约制度的优点是高效规范，正如孟德斯鸠所说：“限制权力滥用最有效的方法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缺点在于它是公权力的自我限制，缺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直接保障。行政诉讼和违宪审查制度优点在于它既限制了公权力，又保障了公民基本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缺点在于它通常是一种事后救济，对个人基本权利的处分，依据司法理性，而非个人自治的结果。公决和听证制度的优点在于公民频繁参与到行政决策中，是一种事先监督，对基本权利的处分体现了自治的因素，缺点在于决策过程中理性化和效率较低，个体利益保护严重。
二、听证制度的发展和我国听证制度的现状
（一）行政权的扩张和听证制度的发展
任何一种事物，“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就听证制度而言，法学界普遍认为，其传统可以追溯到英美法最初的起源。英国普通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是西方听证制度最早的法律基础，而之后的美国“正当法律程序”又深化了这一法理基础；在大陆法系国家，法治国理论，特别是依法行政理论的完善，也为这些国家的行政听证制度直接提供了法理基础。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随着福利国家的提出和行政权的扩张，前两种方式由于以上的缺陷，对行政权力的限制出现软弱，如社会福利分配问题等，这也间接导致了违宪审查案件的增多。频繁的违宪审查伤害了法律和行政的稳定性，事后救济的弊端日益显露。民主制度的发展，人们也希望参与到决策中去，特别是科技的发展，为公民的广泛参与，实现更高程度的民主提供可能。作为公民民主参与公共管理重要形式之一的听证制度，对限制行政权扩张和提高公民自治程度，提供了重要支撑。
1946年美国在《联邦行政程序法》中确定了行政听证制度，随后德、日等国家效仿美国的做法相继以立法的形式在各自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明确规定了此制度。
（二）我国听证制度的现状
1、价格听证会
在我国，投资审批与定价均属于政府权力，一般由政府计划管理部门掌控，某些领域（如电信、民航等）则由计划管理部门与产业管理部门分享。根据《价格法》的规定，近年来各级计划管理部门在确定价格之前纷纷采取了听证会形式。然而，这种形式的听证会应有一定的限制性，当涉及有关部门究竟应该继续维持价格管制还是实行市场定价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时，仍由掌控有价格管制权的部门来主持听证会。由于“自己当自己案件的法官”和先判后审的原因，听证会实际上很难对政策制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甚至使人们对流于形式的听证会产生排斥情绪。
传统上，民航、铁路、电信与电力等行业均被视为政府应该加以管制的行业，而在政府管制框架中，最为重要的管制手段是事先的价格与准入控制。对价格的改革，可以说是管制方式改革的启动点，对市场结构、政府管理方式、政府机构、执法手段、竞争政策、管制框架、公共事业的发展、消费者权益等都带来很大的影响，如近年来市场上激烈的价格竞争和政府管制政策的调整。
虽然我国基础设施行业传统管理体制的弊端近年来屡遭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批评，国务院也开始对垄断行业进行全面的改革，并相继出台了改革的指导文件，但是就听证制度而言，只是孤立地在就价格论价格，只是在考虑政府指导价的浮动范围问题。由于听证会的范围被人为地预先划定，使我们失去了对传统垄断行业进行通盘改革的思考机会，也使听证会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至于行业重组、脱钩与监管机构改革等问题则被放在其他的环境下分别单独处理，这样，不但人为加大了改革的成本，也使各种制度之间失去了联动改革的机会，容易造成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2、行政处罚听证会
自《行政处罚法》第一次确立了听证制度以来，中国学界就开始建立和完善行政听证制度，如近年来立法者对“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为听证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目前，仅有《行政处罚法》中规定了行政听证制。《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做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可见，听证在适用范围上规定过窄，但从“等”字的规定来看，它在规定之初就留有了相当的立法余地。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在今后的立法和实践中将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其他的具体行政行为，乃至抽象行政行为。
2000年3月15日由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58条明确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这已表明我国法律已经确定了行政立法应当有“听取公民意见”的过程及相应的形式。
在《行政处罚法》实行后，有些地方的行政主管部门开始了对某些行政行为进行听证的实践，甚至做出了有关听证的具体规定，特别是关于强制拆迁的赔偿数额方面。如：江苏省物价局于1998年制定了专门的《江苏省公用事业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
三、我国听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完善
（一）听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过去一段时间内计划经济在国内占主导地位，反映在行政领域就表现为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或命令性计划等，这也影响了行政机关长期以来轻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及作用的观点。伴随着中国法治的发展，“依法治国”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人们开始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遵循有关法律规定及于关注，知情权作为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显得越来越重要。但由于行政机关长期以来形成的错误认识，听证制度作为公民了解政府有关信息的制度性保障，在实践中未得到有效执行。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正式的听证制度仅在《行政处罚法》中有所规定
正式的听证制度仅在《行政处罚法》中有所规定，其余尚处于立法实践阶段，这就使得有些行政机关对其持漠视的态度，该听证的未听证，或者无故拖延听证等情况时有发生，再加上对行政相对人的轻视态度，听证制度在我国行政机关的执行状况不理想。
2、行政首长制在听证过程中仍占主导地位
目前，学者们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听证笔录是否作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从西方的案件排它性原则来看，听证笔录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行政机关系统长期奉行行政首长制，在听证结束后，行政决定的最终形成还有赖于行政首长的裁决。另一方面，听证后采纳证据、认定事实仍不能避免，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强、总体素质较低，要完全依赖于听证过程中质证的证据做出行政裁决尚不可能作到。
3、公民听证意识有待相对较低
近年来全国各地掀起的“听证会热”为我国听证制度作了一次广泛的宣传。不尽人意的是这些听证会在举行过程中存在着不少违反听证程序的做法，媒体对听证制度认识上存在误区从而导致了错误报道，混淆了广大人民对听证制度的认识，误将听证会等同于一般的座谈会，这对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进一步规范听证会的制度刻不容缓。同时加强全民的普法教育，提高全民总体素质也十分必要。
4、对听证主持人缺乏相应的制度性保障
听证程序的实施质量如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听证主持人，他与程序公正紧密相关。正如美国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教授所强调的，“由公正、超党派的审讯官主持的公正听证是行政裁决程序的精髓。如同法院的法官所做的裁决一样，行政官员在听证中所做的裁决也必须由公正、超党派的审讯官做出。如果审讯官或者行政机关受到法律偏见的影响，那么行政裁决则是无效的。”为了确保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首先必须在制度上确保其能独立地行使有关听证的权利，这就有待于在今后的立法中加强和确保听证主持人法律独立性的相关法律制度，实现听证主持人制度化。而另一方面，提高行政官员队伍自身的整体素质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二）对听证制度的一些完善
1、广泛开展全民听证制度的宣传活动
有关政府部门应积极组织行政庭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宣传法律法规。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并将意见即时反馈给主管政府。一方面可以解决听证代表制中存在的不具广泛代表性的难题，另一方面听证主持人可针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提前做好准备，从而在听证过程中正确地引导听证会的顺利进行，实现行政听证制度的公正与效率的。
2、建立相应的违反听证程序的救济制度与之相配合
有权利就有救济，否则权利难以得到及时、合理的保障。在实践中违反听证程序有两种情形：一是应当听证而未听证；二是在听证中违反听证程序的法律规定。针对此，笔者建议，可在今后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中增加相应的条款规定，完善其相应的救济法律制度。
3、确保行政听证制度法制统一性
程序的价值在于落实法律的执行，在以《行政处罚法》为突破口的各种单行行政法律、法规中分别规定相应的听证制度，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然而由于出发点不同，会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因此在将来要修定的《行政程序法》中对行政听证制度的定义、基本原则、基本步骤等做出详细的明确规定显得十分必要。
四、从宪政角度对听证制度的认识
宪政的核心思想是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以文章上部分为基础，对我国听证制度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一）听证会和公民基本权利
举行听证会，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理由如下：大部分行政行为会对公民基本权利产生限制，合法的行政行为意味着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限制。从法理上说，法律应尽可能扩大公民的自由，对其的限制是迫不得已的。就公法和私法而言，公法应该充分当事人的自由选择，表现为对当事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同时由于公权力本身的局限，特别在经济领域，需要注重个人自治。听证会制度，在行政权力扩张的背景下，无疑成为克服公权力运行缺点，保障个人权利和发挥个人作用的重要制度。
（二）公权力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协调
尽管听证会体现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但是听证会本身并不等同于民主。民主是建立在一人一票、机会均等、多数决定原则之上的决策程序，而听证会只是政府机关决策前的一种征求意见程序，听证会本身并不决策。正因为如此，听证会的运作过程与民主的运作过程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比如，民主决策过程由投票产生代表，每名代表有同样的投票权，而听证会的参加人由政府机关选择，参加人以其专业知识而不是投票权影响决策；民主必须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策，而听证会完全有可能采纳少数派的意见。这样，听证会的参加人构成及其专业素质对于听证会的成功与否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以摇号、抓阄、抽签或者选举等“民主”方式选择听证会的参加人，首先就是对听证会程序与民主程序的一种误读和错误嫁接。
实际上在听证制度中以民主的方式过于追求对公权力的限制，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对个人自治的过分张扬，也不利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以此，必须注重权力和权利的协调。协调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违宪审查制度和听证制度。在违宪审查中，判断某一个涉及对基本权利可能做出限制的公权力行为是否违宪，通常采取的标准是比例原则和利益衡量理论，即在正当目的前提下（通常是公共利益需要），最低限度基础上，把对某一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所获得的利益和由于该限制所丧失的利益进行比较，在可以判断前者的价值高于后者的情形下，才对该项权利做出适当的限制。在听证制度中，主要通过听证程序的设置和听证者的意见对行政决策的拘束力来实现的。
（三）听证程序的意义
即使在一个高度法治化的国家里，由于人性和利益的驱动，我们很难确定的说某个行政行为完全排除了不合理因素的干扰。如卢梭所说，“一个国家官员代表了三种意志，一是他本人的，一是他所在集团的，一是国家的”。行政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它的扩张必然引起人们的担忧。由于违宪审查的事后救济和非专业化特点，听证制度迅速发展起来。但另一面，与违宪审查相比，听证制度中对公权力的限制理性化较低，在听证中权利对权力的约束不同于司法。即在违宪审查中，被法院认为合法和合理的行政行为，有可能在听证中被否决（当然听证参加者不具有决定权），原因在于听证结果是意志自由选择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