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十四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和平进步事业，保
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
作的社会救助团体。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
程度，承认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并缴纳会费的，可以自愿参加红十字会。
第四条 中国红十字会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循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确立的基
本原则，依照中国参加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独立自
主地开展工作。
第五条 人民政府对红十字会给予支持和资助，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并
对其活动进行监督；红十字会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与其职责有关的活动。
第六条 中国红十字会根据独立、平等、互相尊重的原则，发展同各国红十字会
和红新月会的友好合作关系。
第七条 中国红十字会使用白底红十字标志。
第二章 组织
第八条 县级以上按行政区域建立地方各级红十字会，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配备专
职工作人员。
全国性行业根据需要可以建立行业红十字会。
全国建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第九条 各级红十字会理事会由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理事会民主选举产
生会长和副会长。
各级红十字会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理事会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理事会向会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
上级红十字会指导下级红十字会工作。
第十条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设名誉会长和名誉副会长。名誉会长和名誉副会长由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会聘请。
第十一条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地方各级红十字会、行业
红十字会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第三章 职责
第十二条 红十字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开展救灾的准备工作；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
害者进行救助；
（二）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组织群众参加现场
救护；参与输血献血工作，推动无偿献血；开展其他人道主义服务活动；
（三）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
（四）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五）宣传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六）依照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完成人民政府委托事宜；
（七）依照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开展工作。
第十三条 红十字会有权处分其接受的救助物资；在处分捐赠款物时，应当尊重
捐赠者的意愿。
第十四条 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执行救助任务并标有红十字标志的人员、
物资和交通工具有优先通行的权利。
第十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
职责的，比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
法履行职责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比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第四章 标志
第十六条 红十字标志具有保护作用和标明作用。
红十字标志的保护使用，是标示在武装冲突中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的人员和设
备。其使用办法，依照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有关规定执行。
红十字标志的标明使用，是标示与红十字活动有关的人或者物。其使用办法，
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七条 因宗教信仰使用红新月标志的，其使用办法适用红十字标志的使用规
定。
第十八条 军队使用红十字标志，依照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有关规定执
行。
第十九条 禁止滥用红十字标志。
对于滥用红十字标志的，红十字会有权要求其停止使用；拒绝停止使用的，红
十字会可以提请人民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五章 经费与财产
第二十条 红十字会经费的主要来源：
（一）红十字会会员缴纳的会费；
（二）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
（三）动产和不动产的收入；
（四）人民政府的拨款。
第二十一条 国家对红十字会兴办的与其宗旨相符的社会福利事业给予扶持。
第二十二条 红十字会为开展救助工作，可以进行募捐活动。
第二十三条 红十字会接受用于救助和公益事业的捐赠物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享受减税、免税的优惠待遇。
第二十四条 红十字会建立经费审查监督制度。
红十字会的经费使用应当与其宗旨相一致。
红十会对接受的境外捐赠款物，应当建立专项审查监督制度。
红十字会经费的来源和使用情况每年向红十字会理事会报告。
第二十五条 红十字会的经费使用情况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接受人
民政府的检查监督。
第二十六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和挪用红十字会的经费和财产。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法所称“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确立的基本原则”，是指一九
八六年十月日内瓦国际红十字大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
动章程”中确立的人道性、公正性、中立性、独立性、志愿服务、统一性和普遍性
七项基本原则。
本法所称“日内瓦公约”，是指中国加入的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缔结的日
内瓦四公约，即：《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改善海上
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
和《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本法所称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是指中国加入的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
缔结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
加议定书》和《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
难者的附加议定书》。
第二十八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不久前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这是在党的重要决议性文件中首次提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意味着将人权保障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而在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即要求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讯问依法进行，凡是以侵犯被讯问人基本人权的非法讯问行为所取得的口供应被排除而不得作为给其定罪量刑的证据。这也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针对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而提出的“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所强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已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予排除，由此排除刑讯逼供所得的有罪供述已经成为法律的明确要求。对于常规肉刑式的刑讯逼供的否定已经是人们的共同认识，刑诉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也有排除由此获得的供述的具体规定。但对由其他类型的变相刑讯而取得的供述如何处理，尤其是面对实践中极为常见的疲劳讯问问题时，现有法律出现了明显的疏漏。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后进行的讯问可以持续的具体时间均未加规定，仅对传唤或拘传后进行讯问的持续时间做了一般不超过12小时、特殊情况不超过24小时的限制。然而实践中长时间的讯问往往是在被追诉人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后进行的，而法律对于羁押后的讯问持续时长没有明确的限制性规定，于是侦查人员以“连续作战”的方式进行持续讯问似乎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辩方要求排除由连续的疲劳讯问而取得的口供的主张也因为缺乏法律条文上的明确依据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

从其他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情况看，对于被追诉人被羁押情况下的讯问时长进行明确限制是常见的做法。在美国，尽管联邦最高法院是通过同时考虑被讯问人的个体情况如年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等，以及讯问的客观情况如讯问方式、讯问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按照“整体环境”标准进行个案审查以确定自白是否具有任意性的，讯问的持续时间长短只是作为考量因素之一，但大法官们还是曾通过判例给讯问持续时长安上了“紧箍咒”。早在1944年的阿什克拉夫诉田纳西案中，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36个小时的连续讯问，其间未给予其必要的睡眠和休息时间，联邦最高法院遂判定由此取得的有罪供述是非自愿做出的，从而排除了该供述。十五年后，在1959年的斯帕诺诉纽约案中，一名在外国出生、受教育程度不高、无先前犯罪记录的犯罪嫌疑人受到了长达8个小时无休止的连续讯问并最终做出了有罪供述，但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其供述是在控方的强大压力和疲劳的综合作用下做出的，因而并不具有自愿性，倘若不将其排除则将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1961年的罗杰斯诉里奇蒙德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判定，若讯问期间讯问人有威胁被讯问人的行为，则即便是6个小时连续讯问后做出的供述也不具有可采性。

德国对讯问持续时长的限制方式与美国相似。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规定，不允许使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的方法进行讯问。由于法条中未对疲劳讯问的持续时间做出明确限制，对被讯问人采用连续讯问的方法是否应被认定非法，需视被讯问人当时的疲劳状态并考虑该疲劳讯问是否会侵害其意志自由而定，若达到侵害意志自由的疲劳程度，则此种持续讯问即被视为法律禁止的讯问方法。尽管法律条文未有具体的时间规定，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曾判定，如果被讯问人受到了长达30个小时的讯问，其间未被给予必要的休息和睡觉时间，则此讯问程序即为对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规定的违反，其所做出供述也不具有可采性。

相比于美国和德国判例为主的讯问持续时间规定方式，英国的成文法对于疲劳讯问和讯问可持续时长问题做了极为直接明确的规制。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执行守则C第12.2条规定，除非有法定的例外情形，被羁押之人每24小时必须有8小时的休息时间，在此期间不得对其进行讯问、押运或其他与侦查相关的行为；若被羁押人是在自动投案后被逮捕的，此24小时期间自其被逮捕之时起计算；8小时休息时间应被安排在被羁押人上一次休息后的下一晚或其他适当时间，除非符合法定情形，否则若该休息时间被打断则需重新计算。也就是说，在英国连续讯问的时长最长不得超过16小时。从该条文可见，英国采取的是“规则+例外”的规定方式，以每24小时强制安排8小时休息时间为基本规则，但又允许例外情况的存在，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规范方式，既易于操作，也能满足司法实践中应对特殊情况的需要。

当前，我国法律虽然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后的讯问时长没有具体规定，但刑诉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以传唤或拘传方式进行的讯问，其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不得超过24小时，并要求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从该条的规定看，我国的立法者实际上将12小时和24小时视为讯问时长的重要“节点”。这种看法是具有科学依据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在一天24小时内，个体在生理上呈现周期性的活动特征，形成被称为日节律的生理时钟，其间需要固定时长的休息和睡眠时间；倘若24小时不允许被讯问人休息或睡眠，可能会对其脑功能产生影响，尤其突出地体现为心理运动能力和警戒能力的下降，从而可能做出非任意性的供述。既然我国目前法律已经把24小时视为讯问时长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不妨将此24小时的限制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后的讯问时长，并且要求在此24小时的期间内保证被讯问人的必要休息时间和饮食。同时，为了保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可以将此24小时期间作为对一般案件持续讯问时长的限制，允许在法定的特殊情况下做适当的变通。这样的规定一方面与英国的每24小时保证8小时休息时间的规定相类似，符合法治国家下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也与现有的公安部《公安机关执法细则》中“提讯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每日有必要的睡眠、饮食时间和一至两小时的室外活动”的规定相契合。

然而，由于修改后的刑诉法刚刚开始实施，短期内不太可能进行修改，目前较为实际的方式是将此种24小时的“规则+例外”式的讯问时间限制规定于司法解释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待下次修改刑诉法再争取纳入基本法律。只有当法律在文本上明确限制持续讯问的时间后，在法条的支撑下排除疲劳讯问所取得的非自愿性供述才可能得到有效的施行，目前有日趋泛滥之势的疲劳讯问才可能得到遏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休息权和自白自愿权等基本权利才可能得到切实的保障，而这也正契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关于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