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诉时效延长及中断的思考

卢均晓* 杨智铭**

[摘 要] 追诉时效作为一项导致刑罚消灭的替代性制度，实质上是刑事法律对国家求刑权与行刑权的限制，其出发点在于为刑法所力不及的、处于刑罚真空中的犯罪人设置一种不得已的补救性措施。本文通过对我国追诉时效制度以及其他国家有关立法例的分析，认为追诉时效期限不宜过长，而且其延长和中断亦应有一个理性的标准，从而寻求国家利益与犯罪人合法权益之最佳结合。
[关键词] 追诉时效 时效延长 时效中断

追诉时效制度是刑法中时效制度的一种。刑法上的时效制度实质上是刑事法律对国家求刑权与行刑权的限制。它要求国家机关对犯罪人及时行使刑罚请求权，否则将因超过时效而丧失这两类权力。
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八十八条、八十九条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其中第八十七条规定了追诉时效的期限，八十八条则规定了追诉时效的延长——由于发生了法律规定的事由，追诉期限无限延伸的制度。第八十九条第二款则规定了追诉时效的中断——在追诉时效进行期间因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而使已经过去的时效归于无效，追诉期限从法律规定的事由发生之日起从新开始计算的制度。综合分析一下我国关于追诉时效制度的规定，笔者认为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商榷的。
一、 追诉时效的延长
我国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追诉时效的延长从各国立法例来看主要是防止犯罪人在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后逃避侦查或审判，但是追诉时效的延长并非被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犯罪人被司法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又实施逃避侦查的行为，致使司法机关不能行使起诉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追诉时效延长之规定，在追诉时效期间过后追诉权归于消灭，对该犯罪行为不可追诉。无疑这对保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是不利的，同时还会鼓励犯罪人逃避刑事追究。所以追诉时效的延长是完全必要的。
但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处理这种情况时采用“逃避侦查或起诉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来规定，这对于刑罚价值的实现似乎“过犹不及”。虽然对于那些不思悔改，逃避侦查的犯罪分子在时效上作一些延长和变通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如果对时效的延长不作任何限制，便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首先，这意味着对于任何犯罪，无论轻罪还是重罪只要是在司法机关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后逃避刑事追究的，在其死亡之前的漫漫岁月里时刻承受着被起诉的“危险”，这种负担对于一般的刑事犯罪人来讲无疑是过于苛刻。实际上犯罪人逃避刑事追究后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对其无疑也是一种惩罚，这种惩罚包括道义与身心两个方面。其次，从司法机关行使追诉权方面来看，犯罪后经过的时间越长，案件侦破的难度越大、成本越高。即使侦破，犯罪人可能早已成为一名守法公民，或已丧失刑事责任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追诉权虽仍具有效力，但实际上却是难以行使，即使行使也难免有悖法之本意，其综合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追诉时效的延长是正确的，但应该有个限度。在这一方面，笔者认为可以借鉴阿尔巴尼亚刑法典的立法经验。该国刑法典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实施犯罪的人在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将本法典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追究刑事责任的时效期限延长一倍，但是不能超过二十五年。这种立法模式在惩罚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犯罪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充分反映了对犯罪人的改造与教育、打击与保障的平衡，兼顾了犯罪人之合法权益，值得我们借鉴。
此外，我国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在追诉时效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检察院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亦不甚恰当。我国刑法思想长期受苏联刑法观念的影响侧重于对被害人和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保护，在某些方面却漠视了犯罪人的人权。而八十八条的规定无疑是这种倾向的集中体现，其立法合理性有待分析。“行为人只对其行为负责”如果说由于犯罪人逃避审判而导致时效延长还是符合立法精神，那么因为司法机关本身的原因却使时效延长无疑是侵犯了犯罪人的权利。让一个盗窃犯去承担与杀人犯相同的追诉期限，又有谁会认为这是“罪刑相当”。所以由于司法机关失职造成的不立案应由司法机关自己承担责任。否则不仅对犯罪人不公平，也是对司法机关的放纵。
二、 追诉时效的中断
我国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追诉期限以内有犯罪的，前罪的追诉期限从后罪之日起计算。这一规定表明，在我国，中断时效的法定事由是“又犯罪”。所谓“又犯罪”包括故意犯罪、过失犯罪、重罪、轻罪、与前罪相同的罪和不同的罪。即无论又犯什么罪，前罪的追诉期限立即中断，其追诉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从新计算。 笔者认为这一理论违反了当代刑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与刑法的目的、功能、价值、效益并不一致，存在诸多不合理性。
在理论上，我们一贯强调刑罚与犯罪之间的紧密联系，即一旦犯罪，犯罪人即要在短时间内受到惩罚，只有这样才会起到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作用。所以及时性应为刑法的基本特征之一。“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公正与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 “推迟刑罚则只会使人感到对该种刑罚的恐怖。”刑罚在时空上的拉长致使人们对犯罪的恶性从感性方面已经淡薄。“它造成的印象不象是在惩罚倒象是在表演，并且只是在那种本来有助于增加惩罚感觉的对某一犯罪的恐怖心理已经减弱之后，才会产生这种现象。”以上是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在分析刑罚适用时所做的论述。同时边沁还指出“对意志毫无作用，因而无法预防相似行为之刑为无效刑。”笔者认为，丧失及时性的刑罚其本身即是无效刑。而追诉时效的中断对丧失及时性刑罚的产生提供了滋生空间，从而使许多犯罪面临着数年后才会到来的刑罚。这样的刑罚不仅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甚至会引起的反感以及对犯罪人的同情，造成刑罚适得其反的结果。
从造成追诉时效中断的原因上看，造成时效中断的“又犯罪”既没有区分犯罪的罪过，又没有区分犯罪的性质，而实质上这一规定就是在这两个方面存在缺陷。首先，犯罪的罪过有故意和过失的区别。我国刑法在关于累犯的问题上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因而规定过失犯罪者不构成累犯。可是追诉时效中断这一问题上的规定却未为完善，我们认为应当将刑法条文作一定的修改，即从“又犯罪”中剔除过失犯罪的情形。因为以过失犯罪作为追诉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之一，实际上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一个守法公民与一个正处在追诉时效期内的犯罪人相比较，如果二者同时犯过失犯罪，难道能断言前者的主观恶性明显少于后者吗？其次，就犯罪性质而言，笔者认为，除非二者之间存在着犯罪性质的相同性，否则不宜引起追诉时效之中断。犯罪性质纷繁多样，实质上就是犯罪侵犯客体（直接客体）的多样性。在追诉时效延长这一问题上应该区分犯罪直接客体之不同，而不应以一般客体代之，否则易引起以偏概全。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刑罚的目的针对犯罪人而言为特别预防，即预防再犯罪，消灭犯罪可能性。正是基于此认识我们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因为我们认识到犯罪人在这方面的主观恶性仍未消灭。譬如：甲犯为正处于追诉时效期内的盗窃犯，如若其再犯盗窃罪则我们可因其仍未丧失针对财产权方面的侵犯可能性可将追诉时效延长以矫治其恶性。但如果甲犯后犯之罪为杀人罪，其侵犯客体为生命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将盗窃罪追诉时效延长则笔者认为二者之间无任何必然性。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例看，朝鲜和前捷克斯洛伐克刑法都是以犯有同类罪行作为追诉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
总之，追诉时效作为一项导致刑罚消灭的替代性制度，其出发点在于为刑法所力不能及的处于刑罚真空中的犯罪人设置一种不得已的补救性措施，以期犯罪人能够在此期限内自我改造、自我约束，达到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效果。因此追诉时效期限不宜过长，而且其延长和中断亦应有一个理性的标准，从而寻求国家利益与犯罪人合法权益之最佳结合。

卢均晓，男，1980年5月生，山东威海人，中共党员，法学学士，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联系电话：0535-3011025，电子信箱：lujunxiao@sina.com。
杨智铭，男，1979年12月生，山东威海人，山东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批准新乡市城市总体规划的通知

国办函〔2013〕93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
　　你省关于新乡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请示收悉。经国务院批准，现通知如下：
　　一、国务院原则同意修订后的《新乡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以下简称《总体规划》）。
　　新乡市是豫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经济、社会、人口、环境和资源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统筹做好新乡市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各项工作。要按照合理布局、集约发展的原则，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不断增强城市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功能，逐步把新乡市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
　　二、重视城乡统筹发展。在《总体规划》确定的850平方公里的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实行城乡统一规划管理。加强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整治与改造，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应统筹考虑为周边农村服务。要根据市域内不同地区的条件，重点发展县城和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优化村镇布局，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三、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到2020年，中心城区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在155万人以内，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140平方公里以内。要贯彻城乡规划法关于“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禁止在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之外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区。根据新乡市资源、环境的实际条件，坚持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切实保护好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
　　四、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要加快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市与周边地区交通运输条件。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体，各种交通方式相结合的多层次、多类型的城市综合交通系统。坚持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统筹规划建设城市供水水源、给排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划定基础设施黄线保护范围。重视城市防灾减灾工作，加强重点防灾设施和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建立健全包括消防、人防、防洪、防震和防地质灾害等在内的城市综合防灾体系。
　　五、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城市发展要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集约化道路，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切实做好节能减排工作。依靠科技进步，积极开发新能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工业、交通和建筑节能。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的发展，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治理，提高污水处理率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减少污染物排放，限期达到规划提出的各类环境保护标准。加强水资源保护，划定城市水系蓝线保护范围，严格控制地下水的开采和利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建设节水型城市。要加强对太行山等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等特殊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制订保护措施并严格实施。
　　六、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要坚持以人为本，创建宜居环境。统筹安排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教育、医疗、市政等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布局和建设。将城市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目标纳入近期建设规划，确保保障性住房用地分期供给规模、区位布局合理和相关资金投入。根据城市的实际需要与可能，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提高城市居住和生活质量。
　　七、重视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要统筹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按照整体保护的原则，加强对建筑高度、体量和样式的控制和引导，切实保护好城市传统风貌和格局。要落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紫线管理要求，重点保护好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周围环境。加强绿化工作，划定城市绿地系统的绿线保护范围。
　　八、严格实施《总体规划》。城市建设要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进步。城市管理要健全民主法制，坚持依法治市，构建和谐社会。《总体规划》是新乡市城市发展、建设和管理的基本依据，城市规划区内的一切建设活动都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要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实施《总体规划》的重点和建设时序。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法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包括各类开发区）的一切建设用地与建设活动实行统一、严格的规划管理，市级城市规划管理权不得下放，不得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作出规划许可，切实保障规划的实施。要加强公众和社会监督，提高全社会遵守城市规划的意识。驻新乡市各单位都要遵守有关法规及《总体规划》，支持新乡市人民政府的工作，共同努力，把新乡市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
　　新乡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通知精神，认真组织实施《总体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你省和住房城乡建设部要加强对《总体规划》实施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国务院办公厅
　　　　　　　　　　　　　　　　　　　　　　　　　2013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