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人民政府令

第154号


　　《辽宁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办法》业经2002年12月18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薄熙来
二○○三年一月十二日

辽宁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预防、控制病媒生物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防止疾病传播，改善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根据《辽宁省爱国卫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病媒生物，是指传播人类疾病和威胁人类健康的蚊、蝇、蟑螂等卫生害虫和鼠类。
第三条 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遵循预防为主，群众治理与专业治理、集中治理与日常治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领导、协调本行政区域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承担本级爱卫会日常工作的部门（以下简称爱卫会工作部门），负责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的具体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有关的工作。
第六条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标准，由省爱卫会制定、调整并公布。
病媒生物密度，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监测。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定期进行病媒生物区域性监测，并将监测结果报告爱卫会工作部门。
第七条 医院、宾馆、机场、港口、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人员集中的场所和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建筑工地、农贸市场、废品收购站、垃圾转运站、垃圾处理场、粮库等易招致或者孳生病媒生物的场所，应当建立健全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制度，设置病媒生物防范和消杀设施，并指定人员负责病媒生物的预防控制。
第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在审批食品生产经营、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时，应当将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情况作为审批条件之一。对防范、消杀设施不完备和病媒生物密度超过控制标准的，不得发放卫生许可证。
第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村）民委员会应当按照爱卫会的部署，组织单位和居（村）民开展病媒生物消杀活动。
第十条 单位和居（村）民必须参加所在区域统一组织的病媒生物消杀活动。消杀活动所需的药物、器械、由当地爱卫会提供，发生的费用除城市公共区域（含居民公用楼道、院落）和村民住宅、院落，由各级人民政府分别承担外，其他区域由受益者承担。具体承担办法，由省财政部门会同省爱卫会工作部门规定。
第十一条 城区内的单位和居民应当采取措施，控制本单位管理范围内或者住宅内的病媒生物密度。无力控制的，可以委托病媒生物消杀服务单位进行消杀。
病媒生物消杀服务单位应当与委托单位或者个人签订合同。服务质量未达到合同要求的，应当承担约定的责任。
第十二条 病媒生物消杀服务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办公场和库房；
（二）有健全的服务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三）有中级以上职称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四）从业人员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并经爱卫会工作部门考核合格；
（五）所用的消杀药物、器械符合规定的要求。
第十三条 病媒生物消杀服务单位应当经所在地县爱卫会工作部门审核批准。爱卫会工作部门对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单位，应当在10日内予以批准；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病媒生物消杀服务单位必须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第十四条 消杀药物的生产、经营管理，按照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实施办法另行规定。
生产单位生产的消杀药物，应当由省卫生行政部门进行毒性鉴定。
第十五条 经营、使用的消杀药物，必须具有质量合格证明，其包装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的要求，包装内必须附有与其产品一致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外包装上必须加贴或者拴挂与包装内产品一致的安全标签。
安全技术说明书必须载明下列内容：
（一）企业名称、地址、生产许可证号或者批准文号；
（二）产品名称、登记证号和批号；
（三）含量、重量、性能、毒性和有效成份；
（四）用途、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五）生产日期和有效期等。
第十六条 爱卫会工作部门应当加强对消杀药物生产、经营和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并检查单位和个人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情况。
被检查者应当接受监督检查。拒绝、阻挠监督检查，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治安管理处罚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由爱卫会工作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病媒生物密度超过控制标准，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和危害的，处以1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二）拒不参加病媒统一消杀活动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三）未经爱卫会工作部门批准，从事病媒生物消杀服务的，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 病媒生物消杀服务单位已不具备本办法规定条件的，由爱卫会工作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撤销原批准。
第十九条 未经批准生产、经营消杀药物，生产、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消杀药物，消杀药物包装、标签不符合规定，或者未经工商注册从事病媒生物消杀服务的，由有关行政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二十条 有关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防范和消杀设施不完备、病媒生物密度超过控制标准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经营场所，发放卫生许可证的；
（二）对病媒生物统一消杀活动组织不力，致使疫情突发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审批病媒生物消杀服务单位时，弄虚作假的；
（四）发现未依法取得批准或者工商注册的单位和个人，擅自从事消杀药物生产、经营或者病媒生物消杀活动，而不予取缔的；
（五）发现消杀药物生产、经营单位或者病媒生物消杀服务单位不再具备规定条件，而不撤销原批准的；
（六）利用工作之便推销消杀药物、器械，谋取私利的；
（七）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罚款和收缴罚款，应当按照《辽宁省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和谐共赢才是司法与媒体的唯一出路

作者： 唐时华

备受关注的许霆案一审重审结果宣布，广州中院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两万，追讨其取出的173826元。许霆当庭表示不上诉。判决结果出来后，许霆父亲许彩亮表示十分不满意，他认为许霆并没有犯罪，应该无罪释放。（2008年3月31日中国网）
许霆重审结果的公布，对于这一结果，有的人愤愤不平，说法律屈从于舆论的压力，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认为这是正义的胜利，是媒体起到了关键的推动效果；有人认为这是媒体和司法的不衔接之处，两者并非受益。如此等等，充斥于各家媒体。那么，作为媒体和司法，要怎么样才能和谐共赢，这是值得我们的法律人和媒体从业人员冷静思考的问题。
司法和媒体，共同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存在，然而司法与媒体并非时时和谐。最典型的案件莫过于近期的许霆案件。司法机关的判决，导致了新闻媒体的较大置疑，同时，部分法律学者的参与，更是起到了加剧媒体置疑效果的作用。那么，在当前的社会氛围中，媒体和司法应当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彼此面对，共同致力于一种和谐共赢制度的构建，才能真正最大限度发挥两者原本的功能？为此，笔者结合实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宽容：司法机关对媒体监督的应有态度
我国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待媒体监督应当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不仅是一种个人态度，而且应当是一种制度设计。首先，司法机关作为司法裁判机关，掌控了国家的司法大权，与新闻媒体相比，其优势地位是相当明显的。同时，由于裁判权的拥有，一旦允许司法人员针对媒体的基于善意的不实批评或评论拥有随意起诉权的话，那么媒体的不利地位显而易见。因为即使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要求当事司法机关回避，但是由于法律行业本身的联系和职业情感的共鸣，都可能使媒体面临很大的诉讼风险。其次，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新闻报道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这与司法机关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价值判断原理类似），如果允许这样的诉讼产生，那就会使监督成为一种代价的行为，新闻记者这一职业成为一个高风险行业，那么媒体监督司法、反对司法腐败热情就会受到严重挫伤，国家和社会对媒体监督司法的期望就会落空。再次，为遏制司法腐败，保证新闻监督的效果，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赋予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以充分的报道权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监督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起诉权利。在具体实践中，只要把握好新闻媒体不是故意捏造、歪曲事实，恶意损害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名誉，就应当大胆对媒体监督给予支持。在2007年发生的《法人》杂志记者因新闻报道而被刑事拘传的事实，之所以引起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就是因为记者的正常采访权利被限制，甚至被政法机关动用不适当的刑事手段，导致了社会舆论的哗然。
二、知情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应有权利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积极行使，对促进司法公开的角度来讲，是十分有益的。公开就意味着暗箱操作的几率减少，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悉度增加，也就使个别企图腐败的司法人员不得不有所顾忌从而使促进司法公正。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提出的“阳光审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在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同时，也就从反方面规定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活动的公开性（确需保密的除外）。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活动公开的范围也就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使知情权的内容。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以及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的实际需要。当前，新闻记者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还受到很大的限制，对审判机关来讲，新闻记者只可以采访报道的只是合议庭或独任庭对案件的审理活动。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限制新闻记者即使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案件的旁听，这就使媒体的监督就无法实现，成为名符其实的“睁眼瞎”。也才出现很多媒体不得不依靠采访当事人来获得新闻线索，而作为案件一方的当事人，我们要其保持一个客观和平和的心态来叙述案件审理的过程是不现实的，容易导致媒体态度的“一边倒”，也就更容易损害媒体自身和司法机关的形象，使公众对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和司法机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造成我们都不愿看到的两败俱伤。其实，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就必须实行真正的审判公开，将媒体的监督落到实处，赋予公民和媒体的最大限度的知情权，这样既能体现司法的真正独立，又能达到新闻媒体达到媒体有效地发挥其监督功能，使新闻与司法这两柄利器真正体现其效能。
三、公正审判和司法职业化：：媒体监督的重点
司法腐败之所以为公众所诟病，根本原因就是其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肌肤，而当前妨害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就是司法行政化、地方化和非职业化。司法行政化和地方化因素的存在，导致在地方掌握司法机关的财政权，个别人利用这一权利非法干预司法活动，导致司法机关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时常常举步维艰。以权压法，以权代法的形象随之出现。非职业化现象的存在也存在极大危害，曾经轰动一时的法盲、文盲加流氓的“三盲院长”姚晓红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虽然新的《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了担任法官、检察官的任职前必须提供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但是对“两院”的领导任职的所需要的法律专业仍然规定得较为含糊，导致有的地方将非法律专业的人员调进司法机关担任领导，造成个别法院领导不按司法规律办事的情况出现。总之，以上因素导致的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已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直接影响社会公正，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采取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确保司法公正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的重点应当在促进公正审判和法官职业化方面发展，树立“监督就是支持”的理念，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司法腐败的土壤，走出就事论事的浅薄误区，真正保障在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保障公正审判和司法公正。
四、必要性与适当性：媒体监督应当把握的尺度
我们在看到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时，也不可忽略应把握的尺度，否则，就会侵犯司法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如前所述，独立和公正，都是司法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司法应当独立，法律人应当甘于寂寞，是我们应当树立的司法理念。因为司法公正既是一种结果，更是一个过程，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任何不恰当的司法干预都将对司法者产生错误的影响，从而导致部分司法者对自己内心的信念产生怀疑，部分意志薄弱者放弃自己的正确立场，从而导致司法不公。因此既应坚持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同时又应维护司法活动的独立性。为此，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应当把握三个尺度：一是严格保持中立立场，只作客观报道，不对案件的处理提前下结论，不发表任何评论或意见，即使是新闻写作中的“春秋笔法”等方式，也应当尽量避免；二是维护裁判文书的尊严，在没有其他的判决取代现有的生效判决之前，即使裁判确有不公，也应当通过正当途径予以解决，要尊重司法裁决的即判力和法律文书的严肃性，这也是媒体的从业准则之一。三是不得对司法机关的形象进行歪曲和丑化，不得对司法人员的人格进行评价。


作者单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