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 华北电力大学法政系教授



关键词: 多元化纠纷解决/解纷偏好/公益性/市场化
内容提要: 我国二元结构的社会现实条件和当事人的解纷实际需求实质性地塑造着我国解纷机制的样态。从对基层民众所经历的民事纠纷类型、解纷选择的偏好以及对解纷结果状态认知的实证分析来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必须回应地域解纷差异的需求，策略性发展解纷机制，深化解纷机制的公益性运行与市场化运行机制，建立多元解纷体系的保障促进机制。


　　一、基层纠纷的类型及特点

城乡居民经历纠纷类型的调查结果，基本上反映出我国基层社会的特性，即一方面，传统的某些因素在现代性的制度运作中继续显性或隐形地发挥着作用；而另一方面现代型的诸多制度、观念正通过各种官方、半官方或自发的方式一点点的解构着传统社会。[1]（P158）就农村而言，邻里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传统乡土社会纠纷仍然占居主导，但新的由于社会变迁引起的纠纷，如招商引资土地出卖引发的纠纷、经济发展产生的雇佣关系纠纷、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纠纷、购买能力的增强引发越来越多的产品质量纠纷等也在迅速的增加。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复杂化、规模群体化的特点，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民事纠纷、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时常是行政纠纷、经济纠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混杂在一起交织发生，纠纷范围呈多领域交织的态势。城市社区居民所经历的纠纷呈现出争点社会化的特征，如城市改造过程中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城区中娱乐场所的噪音扰民纠纷，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消费纠纷以及排烟、排气污染等环境纠纷。而且，城市居民的纠纷多产生于经济活动过程中，纷争曲直的判断往往要依赖于专业知识，如劳动纠纷。由于劳动纠纷是劳动雇佣关系所引发的纠纷，其中的问题涉及工伤鉴定、劳动报酬的支付、劳动条件、雇佣与解雇等专业化的判断，无法运用常理、常情进行处理。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虽然纠纷的类型各不相同，但是纠纷总体上呈现出非对抗性的状态，并趋向自我保护和维护自身利益特点，人们在纠纷中的利益诉求和矛盾争议也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的形态。中国农村的纠纷性质仍然与城市地区存在诸多差别，说明中国农村对司法的需求与城市地区对司法的需求有性质上的不同，这进而意味着占据社会解纷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诉讼制度，其制度、技术和知识规范统一性的要求无法妥当处理基层社会出现的多元化的纠纷，这需要社会提供能合理分流、有效解决各种纠纷的路径和能促进各路径协调与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利用个人、社会和国家各个方面一切有利于解决纠纷的因素、机制和资源，根据纠纷的类型、行业管理及其自治的特点，建立多种类型化、行业性及专门性的纠纷解决机制。

二、基层民众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实证考察

（一）非制度化解纷偏好：纠纷发生后的首选解纷方式

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当发生纠纷后，人们在有多种途径解决纠纷的情况下，首选的解决纠纷的途径是“与对方协商，或找中间人和解”，这一选择倾向在城市和农村与郊区的地区差异并不明显，均达到了60%以上。双方直接协商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方法，花费少见效快，而且对当事人双方生活的影响都很小。而选择“直接进行法律诉讼”的受访者，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其所占比例都是比较低的。在城市，仅有5. 3%的居民受访者选择了此项，城郊居民为4. 3%，农村村民认为2. 8%。出乎我们的意料，城市居民并没有过多的将申请社区居民委员会调解作为解纷的首选手段，仅为4. 8%，人们对这种解决纠纷方式的认同度仅高于“申请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处理”（1. 8% ）和“上访”（1. 0% ）这种较为极端的权利救济方式。相比之下，城郊和农村村民对这一传统的基层人民调解途径认同度较高，在调查中，分别有12. 9%和18.2%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途径，仅次于“与对方协商，或找中间人和解”这一选择。在城市，人们对于纠纷的解决除了协商和解之外，更倾向于找到派出所的民警解决纠纷，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其所占比例比选择居委会调解人数高出近一倍。在城郊和农村这种请求派出所民警解纷的比例虽然不如城市明显，但是也保持了较高的百分比。在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中“申请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处理”保持了较低的选择比例（城市1. 8%，农村1. 3% ）。从整体上看，民众发生纠纷后，对于解决纠纷的方式更青睐于“非诉讼”解决纠纷的方式。


（二）制度化的解纷偏好：纠纷发生后的次选解纷方式

当纠纷发生后，人们第一次选择的解纷机构未能解决其纠纷，或者对解纷的结果不满意，通常会转而向其他的纠纷解决机构寻求帮助。从首选方式到次选方式的变化也表现出了人们对解纷方式的选择偏好。从表格三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在城市，人们的次选纠纷解决方式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法律诉讼”，由首选中所占比例5. 3%上升到了29. 8%；而所占比例最低是“与对方协商，或找中间人和解”，由首选比例的64. 3%下降到7. 8%。这说明将虽然人们并不倾向于将法律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但是当其他解纷方式不能令其满意的时候，人们依然倾向于到法院解决纠纷。诉讼在城市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普通民众眼中，法院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除了上述两机构，其他纠纷解决机构的选择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按照次选所占比例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请求行政主管机关调解”（17. 4% ），“申请基层司法所调解”（16. 9% ），“申请派出所民警调解”（14.0% ），“申请居民委员会调解”（6. 7% ），“申请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处理”（3. 8% ），“上访”（3. 5% ）。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请求行政主管机关调解”，而增幅最小的是“申请居民委员会调解”，其增幅不足两个百分点。居委会调解的低比例表明居委会在城市化解纠纷机制中的地位正在被边缘化，这实际上是与社区由“单位化社区”转变为“社会化社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居住社区的社会化使得社区的自治功能弱化，无法引导纠纷当事人通过共同体内部的控制化解纠纷。事实上，城市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已经依附于政府赋予的行政管理功能，或者说以自治形式出现的行政管理。[2] （P51-62）作为自治功能重要外在表现的纠纷解决，由于缺乏共同的文化依托，在新型小区内逐步的衰落了下去。

其次，在农村，变化最为显著的也是“与对方协商，或找中间人和解”和“进行法律诉讼”两项，前者由首选比例的61. 7%降到了次选比例的7. 8%，而后者则由首选比例的2. 8%升至到了次选比例的19. 5%。农村民众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取向呈现出了与城市相似的变化。但城市和农村仍存在一些差异，其中，“村民委员会调解”这种解纷方式无论在首选比例（18.2% ）还是在次选比例（22. 0% ）上都保持了较高的比例。这说明在传统农村村委会调解还是一种比较重要的纠纷解决途径。村委会在传统的农村保持较高的解纷权威，其权威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村委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相信这些村干部能够公正的解决其纠纷；二是村委会干部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代理人”角色使得村组干部富于“科层权威”的色彩。[3]（P188）但是在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虽然在农村，村民对村民委员会的解纷存在一定的偏好，但是，一个内在的弱化趋势也在慢慢的凸显出来。近年来，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乡镇经济的发展以及季节性民工外出务工，增加了农村人员的流动性，冲击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封闭性与稳定性，新的人际关系的经营打破了先前“乡土社会”中基于地缘和血缘的先天性联接，而且，在村民自治下的乡村利益共同体面前，村组干部丧失了来自行政方面的权威，也谈不上从传统上获得权威，更不可能从个人高尚的道德中获取权威。一方面，乡村干部不断在村庄中履行着提取资源、执行政策的角色。另一方面，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一些村组干部又不断通过灰色手段谋取私人利益，侵占村庄公共财产，农民十分不满。由于宅基地的分配、农村土地的征收和拆迁，村财务的混乱使得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逐渐的隔膜起来，村委会在村民的心目中不再有权威公正的形象，成了基层腐败的“干部”。这使得人们对村民委员会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多。在城市化进程比较迅速的城郊这一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村委会的调解所占的比例远低于农村，排在基层司法所调解和基层派出所调解之后。在农村，除了上述机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次选比例都呈上升的趋势，由高到低依次是：“派出所民警调解”（16. 5% ），“基层司法所调解”（13.3% ），“行政主管部门投诉，请求行政主管机关调解”（10. 8% ）“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处理”（5. 7% ），“上访”（4. 4% ），其中，增幅最大的是“派出所民警调解”，最小的是“上访”。

最后，整体上讲，无论农村、城郊还是城市，从首选到次选数据结果的变化，说明了人们对解纷方式的选择从私力救济向制度性比较强的正规化解纷途径转化的变化路径。是由以合意为基础的自治性解决选择向以决定为基础的强制性解决选择的流动，在这种流动过程中，选择制度化的解纷方式可能花费人们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但是这种制度化的解纷方式，可能为人们带来更为公正的解纷结果。法律诉讼和行政性的调解和调处相对于私力救济的途径而言能给予当事人更多的规范性的程序保障，这些程序保障无疑对于纠纷的公正解决起到促进作用。

此外，从调查数据的百分比上来看，行政性的调解和协调是民众寻求的最主要的解决纠纷方法，在现阶段整个纠纷解决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合意为基础的自治性解决机制和以国家司法权为后盾的诉讼则表现得相当的弱化。这种结果说明了在自我管理参与意识不强，参与主体不足且结构失衡，公共参与精神尚未形成的条件下，普通民众心中行政权力依赖的思维仍然起着主导性的影响。



三、纠纷解决结果状态的实证考察

本文对纠纷解决结果状态的考察，主要从纠纷当事人的角度展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众对解纷机构或解纷第三人与民众对常见解纷方式的评价；二是从民众对具体纠纷解决方式功能性的评价。

（一）对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度（注：在纠纷当事人看来，当事人所提出的预期利益或者愿望的全部实现是纠纷解决的最佳结果，部分的实现或者是放弃一般都意味着出于无奈而作出的让步。一个具体的案件的解决不可能同时满足两造当事人的愿望，本调查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考察人们对具体的解纷方式或解纷机构的评价。）

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我们从收集的报刊资料中，发现各地对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做了很多尝试，为解决国民之间的纠纷，各种形式的调解中心层出不穷。种类繁多的纠纷解决方式，为国民提供了更多的纠纷解决路径。对于纠纷的解决而言，建立各种必要的制度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包括法律的完善和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程序的设计。但是，同时必须看到，纠纷解决机构与形式的数量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纠纷解决的实效。纠纷当事人可能在解决某一纠纷的时候同时尝试多种途径，这就需要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之间互相协调、配合，以更有效地解决纠纷。从调查的数据结果来看，民众对于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解纷效果基本上持认可态度。其中对解纷结果满意度最高的解纷方式是和解，占69. 2%，其次是第三方的调解，占67%，而民众感觉解纷效果最差的是上访（12. 3% ）以及诉讼（5. 2% ）（注：不满意等同于非常不满意与不满意之和，而满意等同于比较满意与非常满意之和。）。



社会纠纷的解决是社会主体对纠纷这种客观事物的能动性改造和创造性思维的动态过程，支撑整个过程的除了程序化的解纷具体技术和方法，还有隐藏在解纷技术方法之后的解纷主体。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中的解纷主体就是现实中使这些规范、制度运作的个人，其是整个纠纷解决过程高效运行的关键因素。从表格四可以看出，整体上民众对于各种解纷方式的解纷主体的解纷行为具有较高的信任度，达到了90%以上。满意度最高的解纷机构是具有规范的程序保障的法院（73. 1% ），满意率最低的是村（居）民委员会。民间私力调解中，作为解纷第三人的“朋友”和“亲戚和家人”满意度较高，分别为56. 6%和59. 3%。在行政性调解和调处机构中，基层司法所和基层派出所满意度较高，分别达到了55. 6%和49%，而对交通事故处理支队的调解似乎怨言颇多，不满意率达到了9. 8%。在民间制度化的调解方式中，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满意度最高，为43. 2%，其次是劳动仲裁委员会（40. 7）。如果与解纷方式联系起来，则作为法律诉讼解纷主体的法院的公信力最高，人们对其解纷行为的满意度最高；在非制度化的私力调解中，作为第三方的“朋友”、“亲戚和家人”、“邻居”等解纷主体，普遍得到了认同；作为行政性调解或调处的解纷机构虽然身份复杂，但也保持了较高满意度；而作为民间自治力量重要载体的各种调解委员会，却被认为还需要在各方面提升，民众对其解纷行为的评价最低。



（二）对具体纠纷解决方式功能性的评价

纠纷解决体系是由不同的机构运作下的纠纷解决方式构成的，不同的解纷方式具有不同的解纷特点，在整个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表格六和表格七的数据表明，法院以及法院运作的法律诉讼在整个纠纷解决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评价“有用”（注：“有用”的评价等于“非常有用”和“比较有用”之和。）所占的比例达到了69. 9%（诉讼）和85. 3% （法院）。可以说是整个纠纷解决体系作用发挥的关键支撑因素；调解和和解的“有用”评价比例相近。在所有被调查的纠纷解决方式中行政信访（上访）和仲裁的评价为“有用”的比例较低。其中的原因也许是仲裁受案范围的限制，降低了对其功能的评价，但是仲裁作为制度化、规范化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民间自治机构解纷的制度构建具有很重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而信访作为一个纠纷的非常规解决方式，较低的比例评价应符合其定位。除法院之外的第三方调解，在社会纠纷的解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根据介入调解的第三方的性质，可以分为行政性调解、民间调解和法院调解。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行政性调解机构，在整个诉讼外的调解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为纠纷的非诉解决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而民间调解机构功能则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水平。民间自治团体组织自治力量与共同体文化依托的欠缺，抑制了其功能的发挥。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南京市重要近现代建筑和近现代建筑风貌区保护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本市重要近现代建筑和近现代建筑风貌区的保护，促进城市建设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重要近现代建筑和近现代建筑风貌区的确定、保护、利用及管理，适用本条例。
重要近现代建筑被依法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近现代建筑风貌区被依法确定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其保护管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重要近现代建筑（以下简称重要建筑），是指从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具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并依法列入保护名录的建筑物、构筑物。
本条例所称的近现代建筑风貌区（以下简称风貌区），是指近现代建筑集中成片，建筑样式、空间格局较完整地体现本市地域文化特点，并依法列入保护名录的区域。
第四条　重要建筑和风貌区的保护，应当遵循统一规划、依法管理、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原则。
第五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重要建筑和风貌区负有保护责任，应当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和经费支持，负责实施本条例。
第六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重要建筑和风貌区保护的规划管理。
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重要建筑的修缮和使用保护管理。
文物、建设、市容、
市政公用、园林、旅游、环保、宗教、国土资源、公安消防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条例。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重要建筑和风貌区保护专项资金，用于规划编制、修缮维护、档案管理工作，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资金主要来源是：
（一）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
（二）社会各界的捐赠；
（三）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
第八条　本市设立重要建筑和风貌区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负责重要建筑和风貌区认定、调整和保护规划等有关评审工作。专家委员会由规划、建筑、文物、历史、房产、法律和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
第九条　重要建筑和风貌区内建筑的所有人、使用人和管理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承担保护义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重要建筑和风貌区的义务，可以向市规划、房产等行政主管部门举报危害重要建筑和风貌区的行为。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查处。
第十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捐赠、资助、提供技术服务或者提出建议等方式参与本市重要建筑和风貌区的保护工作。
第二章保护名录

第十一条　本市实行重要建筑和风貌区保护名录制度。
第十二条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房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的近现代建筑进行普查，做好资料收集、记录、统计等工作。
单位和个人可以向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建议将有关近现代建筑或者近现代建筑集中成片的区域列入保护名录。
在建设活动中发现有保留价值但尚未被确定为重要建筑的，建设、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向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筑物、构筑物，可以列入重要建筑保护名录：
（一）建筑类型、建筑样式、工程技术和施工工艺等具有特色或者研究价值的；
（二）著名建筑师的代表作品；
（三）著名人物的故居；
（四）其他反映南京地域建筑特点或者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特点的。
第十四条　重要建筑和风貌区保护名录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房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征求有关区、县人民政府和单位意见，并向社会公示，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十五条　重要建筑和风貌区保护名录不得擅自调整。因不可抗力或者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需要调整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四条　规定的程序进行。
第三章规划保护

第十六条　列入保护名录的重要建筑和风貌区应当编制保护规划。保护规划是重要建筑和风貌区保护、利用和管理的依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
第十七条　重要建筑和风貌区保护规划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房产、文物等行政主管部门编制，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保护规划确需调整的，应当依照前款规定的程序进行。
第十八条　重要建筑和风貌区保护规划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历史资料情况；
（二）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评估情况；
（三）保护范围；
（四）保护要求。
前款规定的保护范围是指重要建筑和风貌区周边相应的自然界线或者根据保护需要划定的相应范围。
第十九条　根据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以及建筑的完好程度，保护规划应当对每处重要建筑和风貌区的下列要素提出保护要求：
（一）建筑立面（含饰面材料和色彩）；
（二）结构体系和平面布局；
（三）有特色的内部装饰和建筑构件；
（四）有特色的院落、门头、树木、喷泉、雕塑和室外地面铺装；
（五）空间格局和整体风貌。
第二十条　重要建筑和风貌区内的建筑不得擅自拆除或者迁移。因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护需要，必须拆除或者迁移的，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房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并征求有关区、县人民政府和单位意见，经专家委员会评审，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一条　禁止在重要建筑和风貌区内的建筑上，违法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第二十二条　确需在重要建筑或者风貌区保护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的，应当依照城市规划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进行。
前款规定的新建、扩建、改建建筑，应当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原有建筑的空间格局、景观特征、周边环境相协调，不得破坏风貌区的历史文化风貌。
第二十三条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保护规划采取措施逐步降低风貌区内的人口密度，按照有关技术规范逐步建设和完善道路、供水、排水、供电、消防等配套设施，并保持当地传统风貌。
第二十四条　为保护重要建筑和风貌区需要搬迁住户的，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区、县人民政府依法实施搬迁。搬迁安置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四章使用管理

第二十五条　
重要建筑和风貌区（含被依法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建筑和被依法确定为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区），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设置统一的标志牌。标志牌中应当标明重要建筑或者风貌区的名称、文化艺术价值、历史背景等内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涂改或者损毁标志牌。
第二十六条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保护规划对每处重要建筑制定修缮规定，并将修缮规定和保护规划确定的保护要求书面告知相关建筑的所有人、使用人和管理人，明确其维护、修缮义务。
第二十七条　重要建筑的所有人、使用人和管理人应当按照保护要求和修缮规定使用、维修建筑。转让、出租建筑的，转让人、出租人应当将有关保护要求和规定告知受让人、承租人。
第二十八条　 重要建筑的所有人、使用人和管理人修缮房屋的，应当在施工前将修缮方案报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方案之日起七日内作出决定。对符合修缮规定的，予以批准；不予批准的，书面说明理由。逾期未作书面答复的，视为批准。
重要建筑的所有人、使用人和管理人应当按照批准的修缮方案进行施工，不得擅自变更。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上述修缮活动实施监督。
第二十九条　禁止在重要建筑和风貌区内的建筑上设置户外广告。在建筑上设置店招、标志等外部设施的，应当符合建筑的保护要求，与建筑立面相协调，并应当依法经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条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对重要建筑和风貌区内建筑的使用和保护状况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应当书面告知建筑的所有人、使用人和管理人。建筑的所有人、使用人和管理人应当配合检查。
第三十一条　重要建筑和风貌区内的建筑发生损毁危险的，使用人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并及时向所在地区、县人民政府报告。区、县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应当会同市有关部门立即组织抢修工作。
第三十二条　重要建筑和风貌区内建筑的维护、修缮费用由所有人承担，所有人、使用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承担维护、修缮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向所在地区、县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补贴，由区、县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报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建筑所有权不明或者被政府代管的，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修缮。
第三十三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发展与重要建筑和风貌区风貌相适应的旅游业和相关产业。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以各种形式对本市重要建筑和风貌区进行保护、利用和恢复重建。
鼓励重要建筑和风貌区内建筑的所有人、使用人和管理人利用建筑开办展馆，对外开放。
第三十四条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重要建筑和风貌区档案，档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建筑的有关技术资料；
（二）建筑的使用现状和权属变化情况；
（三）修缮、装饰装修形成的文字、图纸、图片、影像等资料；
（四）历史沿革、历史事件、地名典故、名人轶事等资料；
（五）规划、测绘信息记录和相关资料。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规划、房产、文物、建设、市容等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其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法定程序确定、调整重要建筑和风貌区名录的；
（二）违法审批重要建筑和风貌区保护范围内建设活动的；
（三）违法审批拆除或者迁移重要建筑和风貌区内建筑的；
（四）违法审批重要建筑修缮方案的；
（五）不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的；
（六）不按照规定设置标志牌的；
（七）不按照规定将修缮规定和保护要求书面告知重要建筑的所有人、使用人和管理人的；
（八）不依法对重要建筑修缮活动实施监督的；
（九）不及时组织重要建筑和风貌区内建筑的抢修工作的；
（十）不依法建立重要建筑和风貌区档案的；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改变重要建筑和风貌区内的建筑立面或者擅自改变重要建筑和风貌区有特色的院落、门头、喷泉、雕塑和室外地面铺装等环境要素的，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或者恢复原状；逾期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重要建筑和风貌区内的建筑上设置户外广告或者擅自设置店招、标志等外部设施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或者恢复原状；逾期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设置、移动、涂改或者损毁标志牌的，由市房
产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拆除或者迁移重要建筑和风貌区内建筑的，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恢复原状，并可以处以该建筑重置价一至三倍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修缮重要建筑或者未按照批准的修缮方案修缮的，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可以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