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就要完善刑事辩护制度。在我国，律师的辩护权根本得不到保障，这主要表现在“会见难”、“调查难”、“阅卷难”、“质证难”、“申请调查证据难”以及律师的权益保护等，这就要求在立法上进行完善，增强律师的辩护权来实现控辩的失衡，最终实现司法公正。

　　关键词：刑事辩护；控辩失衡；司法公正


　　当前中国，公检机关是不折不扣的强力集团，而律师只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和自由职业者，是名副其实的幼小群体。我国《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进行的修改中，将律师参加诉讼活动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扩充了辩护律师的权利并确立了控辩对抗的庭审模式。但是，法律的实施在实践总是要受到各种各样的牵掣，那么，律师的辩护权也同样不例外，律师的困境一直是制约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瓶颈。


　　一、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的价值


　　刑事犯罪一般都具有隐蔽性，刑事诉讼就是一个认知和查明的过程。首先，侦查机关通过一定的侦查手段来尽力探求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然后再以审查起诉、审判等程序来达到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同时也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目的。刑事诉讼包括了控诉、辩护、审判三方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刑事辩护制度作为一种旨在对受刑事追诉者权利进行保护的制度，是刑事诉讼架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也不言而喻。


　　（一）增强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防御能力，只有辩护律师的充分参与，才能最大限度的防止误判。刑事辩护制度的真正价值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和取得有效的防御权，并通过矫正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来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


　　国家为了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采取各种限制甚至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旦刑事追诉成功，便会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可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就是一个弱者。如果此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因此，为了防止追诉机关滥用权力压制被追诉人，必须使控辩双方达到平衡。


　　（二）有些权利只能由律师行使，或者由律师行使更好，再者，对于诉讼中存在的复杂问题，被告人缺乏能力应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非常重视口供，再加上我国目前的侦查技术比较落后，侦查人员的素质低下，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事件经常出现，从而酿成的冤假错案比比皆是。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第一次讯问后，就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了解相关案情，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代为申请取保候审等。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一方面可以使犯罪嫌疑人权利获得保障，另一方面可以适度监督相关机关的侦查活动，从而对侦查机关形成一种相对的权利制约。


　　二、刑事辩护的困境


　　（一）会见难。律师会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指定之后，依法与其面谈，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及有关案件情况，或是听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指控犯罪的意见和理由，从而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为辩护作好进一步准备而进行的诉讼活动。[1]会见权的存在是律师有效展开辩护业务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律师的会见到底有多难呢？下面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1、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在会见的次数、时间、审批程序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1）律师的会见率过低，侦查机关以各种理由或者根本就不提出任何理由而拒绝安排律师会见在押嫌疑人，律师要达到会见委托人的目的，往往要采取“向领导或上级部门反映”等非法律的手段才能实现。


　　（2）会见的审批程序太严，律师提出的会见申请往往被任意地拖延。[2]


　　（3）会见的次数、时间受到严格限制，侦查人员在会见时普遍在场大大损减了律师会见的效用。许多侦查机关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会见一次犯罪嫌疑人，并且会见的时间太短，使律师很难系统、全面了解案情，说不了几句话就得草草收场，使律师会见的作用无法实现。


　　2、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会见往往还要求必须经过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批准，并且在共同犯罪中，律师对同案被告人的调查会见也受到限制。


　　律师会见难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打击犯罪的理念成为主要价值，律师介入被视为对侦查的妨碍。其次，司法解释对刑事诉讼立法的扭曲，例如法律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但是律师会见时又必须提交“公安机关会见通知”，这也就暗含了律师在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中会见在押嫌疑人时需要经过公安机关的许可，这二者之间是明显矛盾的。再次，执行中不严格依法办事，对律师会见任加限制。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律师会见的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各部门的解释又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就是这些不完善的规定在现实中竟然也根本得不到执行或者执行走了样。一些地方司法部门还制定了“政策”，使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较《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更为复杂和困难，甚至出现了律师不能正常执业、当事人埋怨律师无能的尴尬局面，较为严重的情况就是律师在会见中被抓，其人身权利遭到严重侵犯。


　　（二）调查难。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没有独立的调查权，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律师对于辩方证人的调查要经过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其次，律师没有强制取证的权利，在律师自己取证困难的情况下，要向检察院或法院申请来协助收集、调查证据；再次，律师对于被害人和控方证人的调查权受到两个限制：一要经过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二要经过被害人或者其探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3]。


高校教师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

王春晖
（大连商务学院，辽宁 大连 116039）

内容提要：本文对高校教师基本权利的概念、内函做了一般性的理论阐释，指出教师在培养人才的基础性作用是全社会公认的，教师的合法权益必须依法予以保护。
关键词：教师权利、法律保护、法律救济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作为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师，是履行向受教育者传递文化科学知识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培养社会需要的有用人才的专业人员。应该指出，教师在科教兴国、培养人才的基础性作用是不可质疑的，是全社会公认的，全社会都应当尊重教师。“尊师重教”的口号我们已经喊了十几年了，然而忽视和轻视教师的地位，侵犯教师权益的现象仍屡屡发生。
“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维护教师的权益，这是广大教师都极为关心的问题。本文对教师权益中法律保护和救济进行探讨，目的在于希望这些问题能得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学校管理层以及广大教师的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得以解决。
一、教师的基本权利
教师的基本权利是教师在履行教师职务过程中，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待定，根据自己的意愿实现自己某种利益的可能性。这些权利表现为教师作为权利主体，有权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具体地说教师的基本权利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权利
《教师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教书育人是一名教师最基本的权利和职责，教师向受教育者提供的产品是教学服务，这种产品的主要特点是无形性性、教与学的不可分离性和可交易性。教育教学活动本身不是孤立的，而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教材教法与专业创新、政治思想与道德教育、考试评价与能力培养、校园文化与课外活动等。
教师的教学活动是一项教与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为学而存在，学又要靠教来引导，两者是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其中第一要素是教师，教师不仅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而且是传授知识的重要主体。因此，只有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学校的教学活动才能得以正常进行。
（二）从事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的权利
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师德和业务水平”。这是党对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战略性指导意见。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主要包括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提升。特别是教师的知识，它是单一的、不变的，需要不断地加以保养和更新。例如从事国际贸易法律教学的教师，不仅要注意传统的货物贸易及其法律的变革，还必须认真地去学研国际服务贸易和国际技术贸易的法律框架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等方面的内容。
《教师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教师享有“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因此，学校必须保障教师在教书的同时，积极地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权利，尤其是应加大对高校科研工作的资金支持，鼓励教师参加各类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活动。
（三）指导学生和评定学生的权利
学生的学习活动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教师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受教育者的活动，受教育者的学习活动必须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按照一定教学计划的具体要求进行。通过教师对学生学习和发展的指导，可以使学生的学习避免反复探索的曲折道路，而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更有效的学习成果。另外，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还有权对学生的品行和学习做出评价。当然，教师在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时，必须做到客观、公正，不能主观、片面，更不能出现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学生以及家长应充分尊重教师，保障教师在指导学生和评定学生方面的权利得以全面执行。
（四）按时获取报酬的权利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著名需要层次理论，已为当今社会各界所接受。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有五大层次，即：生理的需要、安全感的需要、归属感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认为，生理需求在未被满足前，没有任何其他的需要会被当作是激励的基础，因为个人的生存是最基本及最重要的考虑。
目前，有些学校拖欠教师工资相为严重，且拖欠面大，拖欠时间长。据河南省的一份调查，全省拖欠教师工资超过2亿元，个别地方拖欠均超过十个月以上。这些行为严重地侵犯了教师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极大地伤害了教师的情感，更重要的是严重地违反了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七条第四款规定：教师享有“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期带薪休假”的权利；2003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并为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可以想象，如果教师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证，又怎样能保障其从事教学工作？如果不能保障正常的教学工作，又怎样能要求他们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对学校教学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
学校中，从事教学的主体是教师，教育教学的任务是靠教师完成的；学校中的各行政和后勤部门人员是为教学服务的，与其说他们是管理者，不如说是服务者。一些学校的行政部门本末倒置，大搞官本位，不仅对教师的正确意见和建设不予采纳，而且还破坏教师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应该指出：学校的管理者不一定对学校的运行状况了如指掌，也不一定拥有管理学校的专门知识。而教师是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专业人员，有些教师还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他们对学校状况比较了解，又有管理学校的动力。如果这部分人才在教育教学和教学管理决策中不予考虑，则学校管理层的决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完备，甚至是错误的。
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实现的，《教师法》第七条第五款规定：教师享有“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的权利。《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对教职工代表大会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学校要建立和健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在现阶段，教职工代表大会只设立于公办高校中，民办高校是否设立教工代表大会法律上设有明确规定。但是《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的教师与公办学校的教师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既然公办学校的教师有权通过教工代表大会的形式参与学校民主管理，那么民办学校的教师也应当有这个权利。教师参与学校民主管理靠单个人的行为是不行的，只有组成一定的机构参与管理才能达到目的。因此，笔者建议，对民办学校中的教职工机构缺位的规定，法律应当有所作用。
（六）参加进修和培训的权利
《教师法》第七条第六款规定：教师享有“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养”的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报告中指出：“我们再也不能刻苦地一劳永逸地获取知识了，而需要终生学习如何去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学会生存”①。作为一名教书育人的教师，要想生存，就得不断地学习，终身学习。终生学习已成为21世纪知识经济、知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必然要求。尤其是教师这一特殊的主体，只有不断地提高素质，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只有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学校应积极地为教师提供进修或培训的机会，并在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这不仅是学校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办学者的法定义务。
①《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教育科学出版社
二、教师权益的法律保护与救济
教师所享有的合法的权益，是由国家的强制力量保证其实现的权利。从广义上讲，加强保护教师的立法，使我国的教育法律日趋完备，是保护教师合法权益的重要方面。同时，加强社会的法制宣传教育，使每一个教师都能懂得自己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以便正确地行使教师的权利，自觉地履行教师的义务，这也是保护教师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应该指出，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是各个执法部门的一项共同任务。一项权益的法律保护，包括法律的事前规则和法律的事后救济。法律的事前规则是指法作为一种行为标准和尺度，判断、衡量人们行为的是与非，从而影响全社会对自己行为人的价值判断；法律事后救济的功能是为权利受到损害的受害者提供法律上的补偿，使受损害权利得到恢复和补救。当然，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法律对教师保护的事前规则。
在实践中，教师权益的法律保护，主要指当教师的权益受到非法侵犯时的事后救济，即法律对其权益予以恢复和补救的相关法律制度和程序。
（一）教师权益的民法保护
教师的财产权和人身权是我国民法保护的重点内容。在民法学上，财产权是物权的一种，分为自物权和他物权两大类。自物权是所有权，是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他物权是非财产所有人在他人财产上设定某项权利的物权。人身权是指与民事主体的人身不可分离，而又没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按照权利的性质不同，人身权可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前者主要指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为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尊严所必需具备的人身权利。如教师的健康、名誉、姓名等；后者是指为法律保护的基于民事主体某种行为、关系所产生的与其身份有关的人身权利。如教师被授予“全国模范教师”光荣称号，就是一种与身份权有关的荣誉权。
当教师的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视不同情况，提起下列三种诉讼：
1．确认之诉。确认之诉是教师对于有争议的民事权利，请求法院依照审判程序确认其归属、性质或是否存在、是否有效的诉讼。例如，教师获得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能予以剥夺。如果学校剥夺了教师已获得的“荣誉称号”，教师有权请求法院就学校的行为是否有效加以确认，从而保护教师的合法荣誉权；
2．给付之诉。给付之诉是教师作为民事权利主体请求法院依照审判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某种民事给付义务，以便实现自己某种利益的诉讼。例如，要求义务主体给付拖欠的工资等；
3．形成之诉。形成之诉是教师请求法院依照审判程序改变现有的某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形成某种新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或者消灭现有的某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诉讼。例如，教师在与他人合著的作品出版时，有权要求承认其作者身份的权利。
（二）教师权益的刑法保护
刑法制定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通过刑事法律的救济，可以修复被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从而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刑法与民法相比，具有对受害者的补偿不具有直接性的特点。但是刑法的适用，能使社会正义得以实现，从而达到净化社会环境的目的。
我国《教师法》专门规定了两种追究刑事的情形。其一，侮辱、欧打教师，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二，国家工作人员对依法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教师进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五十四条（报复陷害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教师权益的行政法保护
行政法律救济主要是通过相关的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赋予行政相对人了解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权利和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陈述、辩解和获得救济的权利。《教师法》中的行政法律救济程序主要体现在教师的申诉制度上。应该指出，《教师法》中的申诉制度与一般意义上的申诉制度是不同的，它是一项法定的申诉制度，具有行政法上的拘束力和执行力。
根据《教师法》的规定，教师在以下情形可以提起申诉：
1．教师对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这里的合法权益包括《教师法》规定的教师在从事教学活动中的一切权利，如：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指导学生与评定学生，获取报酬与民主管理等。
2．教师对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以上两种申诉的30日内，做出处理。
3．教师认为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侵犯其根据《教师法》规定享有的权利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诉。
教师的权益急需依法予以规制和保护，这是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盛衰成败的大事，一定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