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以贵州“习水案”为线索的分析

尹振国


[摘要] 嫖宿幼女罪在立法上存在缺陷。从犯罪构成上来讲，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罪（现为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客观要件完全或部分重叠，客观上赋予了幼女的性自主权，与保护幼女权益的立法目的相背离；从犯罪的停止形态上来看，未遂和既遂难以区分；从罪数来讲，想象竞合和法条竞合处理原则相冲突；从刑罚上看，配刑不科学，违反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易放纵犯罪分子。应该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废止嫖宿幼女罪，将其纳入奸淫幼女罪和猥亵儿童罪中。

[关键词] 嫖宿幼女罪；立法；缺陷；完善


　　1997年刑法修订后，嫖宿幼女行为从1979年奸淫幼女罪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罪名。本罪的构成要件、犯罪形态、罪数形态、刑罚配置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也不利于保护受害幼女的合法权益。本文拟对嫖宿幼女罪的缺陷进行剖析并提出立法建议，以求教于方家。

一、 问题的提出

　　2007年10月至2008年6月，贵州习水县辍学学生刘某、袁某先后在县城的三所中学和一所小学附近守候，多次将11名中小学生挟持、哄骗到偏僻处，以打毒针、拍裸照、殴打等威胁手段胁迫到习水县无业人员袁荣会经营的小旅馆中卖淫。袁荣会先后容留介绍11名中小学女生到其所租住的房内进行卖淫。在此期间，袁荣会邀约、介绍被告人冯支洋、李守民、陈村、黄永亮、冯勇先后在袁荣会所租房内嫖宿幼女。经过他人介绍，被告人陈孟然将一幼女带至习水县一酒店内嫖宿。受害人中，未满14周岁的幼女有3名，其余均未满18周岁。
　　以上是贵州“习水案”的基本案情。因本案中有5名被告是国家工作人员，故“习水案”从审理之初，就因涉嫌嫖宿幼女罪而非强奸罪起诉受到公众的强烈质疑，质疑的焦点集中在本案的定罪和量刑问题上。就在本案的处理过程中，浙江宁海一人大代表嫖宿多名幼女案、四川宜宾国税分局局长嫖宿幼女案被媒体曝光。一方面，在学者和社会人士对嫖宿幼女案的讨论过程中，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另一方面，由于案涉国家工作人员，面对社会公众和媒体对案件审判的质疑不作理性思考和法理解释，就会使案件审理陷入“道德公审”、“媒体审判”的漩涡之中，进而对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造成损害。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法治是理性的，对案件的处理只能严格依照法律，而不能感情用事。依照我国宪法，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习水案”及相关案件的定罪量刑由法院在判决书中确定，笔者无意干涉法院对案件的审判，也不涉及具体案情的讨论，只是指出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缺陷。　　　
　
二、从立法沿革来看对嫖宿幼女罪的论争

　　我国现行刑法（1997年刑法）第360条第2款规定：嫖宿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1979年刑法并没有规定嫖宿幼女罪，只在第169条规定了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而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首次规定了嫖宿幼女的行为。但是，根据该条例第30条第2款的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依照刑法（1979年刑法）第139条的规定，以强奸罪论处。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以特别刑法的形式规定了嫖宿幼女的行为，但根据该决定第5条第2款的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依照刑法（1979年刑法）关于强奸罪的规定处罚。现行刑法（1997年刑法）吸收了该决定的内容，将嫖宿幼女的行为从奸淫幼女罪（现纳入强奸罪，为叙述方便，保留此罪名，下同）中分离出来，在第360条第2款规定了嫖宿幼女的行为，“只是因为考虑到嫖宿幼女这一行为的特殊性，在刑法（1979年刑法）修订时才将其规定为一个独立的罪名”，[1]（p88）即嫖宿幼女罪，并规定了明显减轻的法定刑。多数学者认为：“这样的修改，使奸淫幼女犯罪的惩治更趋合理化。”
　　有的学者认为：“在嫖宿幼女的场合，多是幼女自愿，甚至是在幼女主动纠缠的情况下进行的。换言之，犯罪行为的实施，受害幼女本人也有一定的过错。相比（奸淫幼女）而言，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较小。所以对于嫖宿幼女的行为不加区别地按奸淫幼女罪定罪处罚，有违罪刑均衡原则。”[2]在现在看来，这个立法理由显然站不住脚。　　
　　一是根据联合国有关的估计，全世界至少有300万以上5—17岁的雏妓，而以亚洲国家最多，其次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从接受调查的雏妓情况看来，其中大多数人的教育程度为小学毕业或小学未毕业，未读完中学者占33%，因经济原因失学者占30%，本人不愿继续上学或家长不送上学者占53%，因学业差离校和被学校开除者占17%。从她们的家庭结构来看，有些是来自离婚家庭或离家出走，有些是丧父、丧母或父母双亡，大部分都受过来自家庭或亲戚的感情伤害或身体伤害，甚至性伤害。父母的打骂和囚禁是伤害少女感情的重要原因之一。]3]可见，在嫖宿幼女的场合，绝大部分的幼女并非自愿，甚至并非主动，而是迫于社会的漠视、家庭的破碎、经济的困境、教育的缺失等原因而跌入卖淫的“火坑”的。
　　二是根据联合国的调查研究显示，“性伤害是这些孩子不愿回答的问题。受到打骂或强暴的女孩逐渐变得冷漠和麻木，开始逃离家庭，最终一般都会发生犯罪行为。由警察送回家中的女孩，不少人一有机会就再次出走。她们小小年龄在社会上经常受到欺骗，而人们又总是投以鄙视的目光，把她们视为异类或罪人。
　　这些沦落少女在做雏妓时身心受到种种伤害。例如，被迫以不情愿的方式发生性关系，经常挨打，丧失休息的权利，随时有患性病甚至艾滋病的危险，对毒品和酒精产生依赖，在社会上受到鄙视，极度自卑，对未来失去希望等。”[4]可见，这些女孩更应当受到社会的关爱，更应当受到刑法的保护，而不应当仅仅因为她们的“过错”而弱化对她们的保护，甚至对她们区别对待。如此，法律便会丧失其应有的公正，更是对她们的伤害。
　　三是，从民法上来讲，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超出一定价值（金额）的财产处分行为，都需要她们的监护人追认方在法律上有效；而嫖宿幼女罪居然赋予了幼女处分自己性（包括身心健康）如此重要权益的自主权，认为幼女如果“自愿”，便可以减轻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从刑法上的“被害人承诺”的理论来讲，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符合下列所有条件时，才阻却行为的违法性或者可以减轻加害人的法律责任：（1）承诺者对被侵害的法益（犯罪客体）具有处分的权利；（2）承诺者必须对所承诺的事项的意义、范围具有理解能力；（3）承诺必须基于被害人的真实意志……但是，法律并没有赋予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性自主权；基于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生理、心理、智力的不成熟，法律认为她们并不具有对性行为的理解能力；与人发生性行为也很难说是基于幼女的真实意志。
因此，从嫖宿幼女罪的立法沿革来看，是否在刑法中设立嫖宿幼女罪，一直存在争议。如陈兴良教授认为，“明知是幼女而嫖宿的，实际上是一种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奸淫幼女罪论处并无不可”。[5]（p583）

三、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危害

（一） “嫖宿”如何理解

　　何为“嫖宿”？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嫖娼和过夜。这给人一种错觉，以为　　嫖幼女可以，只要不过夜就不为罪。《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嫖宿的解释是， 嫖妓（强调一起过夜）。[6]（P1045） 从司法实践来看，绝大部分的被告人只嫖不宿。其实，“嫖宿”重点在于“嫖”而不是“宿”，“宿”只是附着在“嫖”后面的一个辅助音节，没有实际意义。
　　对于何为“嫖娼”，法律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和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均未对“卖淫嫖娼”作出解释。1995年，公安部《关于对营利为目的的手淫、口淫等行为定性的批复》对“卖淫嫖娼”作了解释，即指不特定的男女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但是，2001年公安部《关于对同性之间以钱财为媒介的性行为定性问题的批复》则在事实上废止了前一批复，后一批复认为，不特定的异性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的不正当的性关系的行为，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都属于卖淫嫖娼行为。可见，卖淫嫖娼行为，不限于异性之间，也不限于自然性交的形式，既包括自然性交（奸淫）行为，也包括非自然性交的其他猥亵行为。“卖淫嫖娼行为的客体是法律所保护的正当合法的两性关系，客观方面是卖淫者与嫖客之间互相勾引、结识、讲价、支付、发生手淫、口淫、性交等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主体是不特定的异性或同性，主观方面是以金钱、财物为媒介”。[7]
　　什么是猥亵？王作富教授认为，猥亵是指性交以外的淫秽性的下流行为，具体表现为行为人为了追求性的刺激，以满足其变态的性欲，对妇女身体进行抠摸、搂抱、鸡奸等等。[8]（P523） 张明楷教授认为，猥亵是指一切能够刺激或满足对方或第三者的性欲，伤害普通人正常的性羞耻心，违反善良的性道德观念的提供肉体的行为。[9]（P658）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猥亵行为主要是为满足、发泄、刺激性欲而行为人利用自己或他人的身体或者其他工具，直接接触他人的身体，明显带有性行为色彩又不属于自然性交（奸淫）的行为。[10]（P1040） 可见，猥亵行为有两个主要的特征：一是，刺激或满足性欲，伤害正常人性羞耻心，违反性道德；二是，自然性交（奸淫）之外的性行为。
　　对于何为“嫖宿幼女”？王作富教授认为，“嫖宿幼女”是指以支付报酬为代价与卖淫幼女发生的性行为。性行为包括性交和其他方式的性淫乱活动，无论行为人与幼女发生的是何种方式的性行为，都视为嫖宿。[11]（P1855） 张明楷教授认为，“嫖宿幼女”是指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为代价，与卖淫幼女发生性交或者类似性交的行为。这是在幼女主动、自愿或者基于某种原因正在从事卖淫活动的情况下，明知卖淫者为幼女而进行嫖宿的行为。[12]（P843）前一定义有不足之处，没有排除卖淫幼女非自愿与行为人发生自然性交（强奸行为）或猥亵行为（猥亵儿童）的情况。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嫖宿幼女”定义为，不特定的异性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与卖淫幼女发生的不正当的性关系的行为，既包括自然性交行为（奸淫），也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猥亵行为。这是在幼女自愿或者基于某种原因正在从事卖淫活动的情况下，明知卖淫者为幼女而进行性行为。
从对“嫖宿幼女”定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嫖宿幼女罪缺陷：一是，因为“嫖宿幼女”是不特定的异性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与卖淫幼女发生的不正当的性关系的行为，女性也可以成为嫖宿幼女罪的犯罪主体，而通常的观念认为，嫖宿幼女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男性（正犯）；二是，如果立法者不对“嫖宿”作出限制解释的话，嫖宿幼女罪与猥亵儿童罪的界限就会模糊不清，因为“嫖宿”不仅有自然性交（奸淫）的方式，还有猥亵（非自然性交）的方式，以金钱、财物为媒介与卖淫幼女发生猥亵（非自然性交）行为，是定嫖宿幼女罪，还是定猥亵儿童罪（幼女也是儿童），不无疑问；三是，嫖宿（包括奸淫和猥亵）幼男如何定罪？如果一律定为猥亵儿童罪，似乎法律有重女轻男的嫌疑，因为猥亵儿童罪和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相差很大。

（二）嫖宿幼女罪的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反映行为的法益侵犯性与非难可能性，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备的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的有机整体。”[13]（p100）通说认为，犯罪构成分为四个方面的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

1.犯罪客体　 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被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14]（P113）我国现行刑法分则根据同类客体，将犯罪分为十类。我国刑法将嫖宿幼女罪设置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章第九节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也就是说嫖宿幼女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直接客体是社会的性道德风尚和幼女的身心健康。“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反过来说明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15]（p85）刑法对嫖宿幼女罪如此设置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的性道德风尚。但是卖淫嫖娼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只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只有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才构成犯罪。如此设置是为了保护卖淫幼女的合法权益吗？也不是，在我国卖淫嫖娼并没有合法化，法律也没有承认卖淫幼女具有性自主权。可见，法律设置嫖宿幼女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幼女的人身权利（身心健康）进行特别保护，嫖宿幼女罪应设置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一章。
　　这样一来，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即奸淫幼女罪、猥亵儿童罪、嫖宿幼女罪的客体都是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猥亵儿童罪还包括幼男）的身心健康，那么仅仅从犯罪客体上，还不能将这三个罪区别开来。
第三个问题是刑法通过刑罚对犯罪客体进行保护的，对于相同的犯罪客体应当平等保护。奸淫幼女罪、猥亵儿童罪、嫖宿幼女罪设置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幼女（幼男）的人身权利和身心健康，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与幼女发生性行为都是犯罪行为，按理说三罪的刑罚配置不会相差很大。事实并非如此。依照刑法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从重处罚；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奸淫幼女多人的、二人以上轮奸的、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嫖宿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一个人在卖淫场所与卖淫幼女自然性交，依照嫖宿幼女罪最高只能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即使与多名幼女自然性交，也是如此。如果他在非卖淫场所与非卖淫幼女发生性关系，可能依照强奸罪被判处死刑。如果一个人在卖淫场所与卖淫幼女发生非自然性交行为（猥亵行为），依照嫖宿幼女罪最高可能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他在非卖淫场所与非卖淫幼女发生猥亵行为（非聚众或在公共场合），依照猥亵儿童罪，最高只能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难道仅仅因为性行为发生在卖淫场所和幼女是卖淫女，刑罚就是如此不同吗？

2.犯罪主体 嫖宿幼女罪的犯罪主体是年满16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通常认为只有男子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但是通过本文的分析，女子（女同性恋者、娈童癖）也可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而奸淫幼女罪的犯罪主体是年满14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男子。如果一个年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男子在非性交易的场合与幼女发生自然性交行为，他可能因强奸罪面临着无期徒刑的刑罚；如果他在卖淫场所与卖淫幼女发生自然性交行为，他反而无罪。难道仅仅介入了性交易的因素（付了嫖资），他就应该逃脱刑罚吗？
　　我们再来看看哪些人可能成为幼女性服务的享受者，哪些人可能成为性服务的提供者。毫无疑问，享受性服务特别是幼女的性服务是要花钱的，而且价格不菲。在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享受性服务的，主要是某些有钱、有势的而具有某种邪恶爱好（如娈童癖）的商人或者官员；而提供性服务的，绝大多数为农村、城市贫困家庭的女子、失业、下岗职工的妻女。她们受不到良好的教育，生计无着，生活所迫，是她们从事性工作的基本原因。而在这个群体中，基本没有商人、官员、有权有势者的千金小姐们。这是一幅社会分化的真实图景，在老舍先生写的《骆驼祥子》中，小福子的父亲、那个可怜的人力车夫向着苍天哭喊道：“我们在卖血，我们的女人在卖肉。”——这是对旧社会的控诉。难道我们能够容忍如此悲剧在新社会发生吗？难道仅仅因为幼女是性工作者，刑法就能弱化对她们的保护吗？
铁路企业如何打民事官司

洛阳铁路运输法院 张建伟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铁路走向市场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与此相适应，铁路的客货运输和以运输为依托的多元化的多种经营、集体企业经济、房地产开发以及代办托运、公铁联运等多种延伸服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铁路企业与地方单位之间、路内单位之间以及与其他公民、法人之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扩大，经济活动和往来进一步增多，铁路运输市场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立法滞后，法制不够健全和完善，公民法制观念淡薄，守法意识不强等原因，经济活动中的违约、欺诈、拖欠货款、恶意串通、合同陷阱行为不断出现，铁路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以及其他各种经济纠纷大量增多，不仅影响了铁路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而且严重损害了铁路企业的合法权益。这种状况在客观上就要求铁路企业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解决这些纠纷，特别是要掌握打民事官司的基本常识和技巧。笔者仅就铁路企业在打民事官司时应掌握的诉讼知识和注意的问题谈一些粗浅认识。
一、起诉。铁路企业在进行铁路客货运输服务或其他经营活动中由于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了侵害而与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生争议时，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此时，铁路企业是民事诉讼中的“原告”。铁路企业起诉时应当知道而且要严格把握以下问题：
（一）起诉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作为原告的铁路企业必须是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了侵害，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而且提起诉讼的铁路企业必须适格，即必须具有诉讼行为能力。依照法律规定，只有铁路局、铁路分局以及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的铁路多经公司、集经公司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能够作为原告起诉，如果是铁路分局下属的站、段的民事权益受到了侵害，只能由铁路分局以自己的名义起诉。2、被告必须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相对人——侵害了原告的民事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不是原告想当然认为的其他人，因为只有选择了正确、适格的被告，原告的权利才有可能得到法律保护。例如，在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铁路企业在起诉时应选择收货人或者托运人为被告；在铁路运营事故侵权纠纷中，铁路企业应选择造成铁路运营事故的侵权人为被告。3、必须明确提出让法院依法保护的具体民事权益是什么，即起诉请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同时，必须提出相应的事实根据和理由。4、所诉的问题，必须属于法院依法有权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而且，受诉法院还必须依法拥有管辖权。以上四个条件在起诉时必须同时具备。
（二）选择合适的时机起诉。法律规定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无正当理由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将丧失胜诉权。在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铁路企业起诉要求托运人或收货人赔偿损失或补交费用的，其诉讼时效期间为180天，超过时效索赔的，法律将不予保护。笔者认为，铁路企业一般应在纠纷发生后与对方协商未果时立即起诉，以免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情况紧急时也可以不与对方协商而直接起诉，以充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损失的扩大。
（三）向法院提供充分详实的证据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事实主张。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果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那么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铁路企业在起诉时不能存在“诉状一交给法院就完事大吉了”的错误思想，而应充分认识到诉讼举证的重要性，及时向法院提交有关的证据材料，如经济合同书、铁路大票、货运记录、交货（付款）凭证、损失证明、来往信件等，以证明自己的事实主张。同时这一诉讼原则在客观上就要求铁路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应尽量采用书面形式，避免口头协议、君子协定，而且平时要注意收集、保管好履行合同的相关资料，以便在起诉时能够向法院提供完整详实的证据。
（四）应向哪个法院起诉？《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纠纷案件应向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起诉,也可以由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管辖法院（可以约定选择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等其中的一个法院）。笔者认为，铁路企业应尽可能地选择“协议管辖”—— 在订立合同时与合同对方协商，约定发生纠纷由铁路企业所在地的铁路运输法院管辖，即使没能选择“协议管辖”，也应向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铁路运输法院起诉。这样做一是能够节省诉讼时间和诉讼成本，减少不必要的讼累，二是铁路运输法院比地方法院在了解掌握铁路常识和规章规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有助于保障案件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
（五）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向法院按时足额地交纳诉讼费。若不按时交纳，法院将按原告自动撤诉处理。如交纳有困难，可向法院书面申请减、缓、免交诉讼费，法院将依有关规定，对申请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法院会及时通知原告，并使案件进入审理程序。案件审结后，诉讼费由败诉方承担。
（六）若欲向被告追索的财务或金钱，有被转移或抽逃的可能，铁路企业可以在起诉的同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或者先予执行，即要求法院立即查封或执行被告的财产，冻结被告银行账户中的资金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例如铁路企业在起诉时可以向法院申请查封被告存放在铁路货场中的货物，以保证被告有能力偿还运费和装卸费。若诉讼主要证据不在自己手里（如领货凭证、账册等），可在诉讼之初即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
二、应诉。地方单位、路内单位以及其他公民、法人以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为由向法院起诉铁路企业的，铁路企业应积极应诉。此时，铁路企业是民事诉讼中的“被告”。 铁路企业应诉时要做好以下准备：
（一）摈弃“铁路家大业大，损失一点不算什么”的思想，积极应诉，据理力争，把铁路企业的损失降到最低点。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后，要对起诉状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进行认真分析，对确凿的事实应该承认，对合理的要求应该接受，对无根据的事实和不合理的要求，不要置之不理，而要准备好事实和证据，提出自己的反驳意见。即使被他人无理起诉时，也要积极应诉。因为原告到法院起诉是有理还是无理，不取决于被告的认识。被告只有在庭审中陈述事实和理由，帮助法院查明事实真相，才能使法院作出正确判决，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了解民事诉讼法有关案件管辖的规定，审查受诉法院是否对该案有管辖权。如果受诉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则可以在答辩期内（收到起诉状之日起15日）向受诉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
（三）向法院申请查阅原告起诉时提交给法院的所有证据。这样做一来可以了解原告起诉的事实根据，做到心中有数，二来可以针对原告的证据准备好自己的反驳证据，做到有的放矢。
（四）答辩时应按时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尽可能避免口头答辩。这样做既能使答辩意见条理清晰、意思明确，又能使法院充分了解答辩意见，全面审查案情，合理安排庭审程序。答辩状要针对起诉状提出的事实和理由，抓住关键进行答复和辩驳,特别是要抓住起诉状中那些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缺少法律依据的内容，进行系统辩驳。在辩驳中，陈述自己的理由和观点，提出证据，阐明法律依据，以便法院审理时借以判断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事实，是否有法律依据，从而作出正确裁判。写好答辩状后，应在法律规定的答辩期限内将答辩状递交法院。
（五）准备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材料，特别是要把自己作为反驳根据的事实证据提供给法院。如果认为自己在该案中没有责任、责任较小或者原告责任较大，就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否则将承担败诉的后果。例如，在铁路旅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铁路企业认为对旅客的伤亡没有责任，就必须向法院提供自己已尽到了注意的义务或者是由于旅客故意、重大过失而造成伤亡的证据，否则，铁路企业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六）如果认为在该纠纷中自己的民事权利也遭到了原告的侵害，铁路企业也可以在收到起诉状后法院做出裁决前向受诉法院递交反诉状，要求原告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例如，收货人以货物毁损为由拒不领取货物，并起诉铁路企业（承运人）索赔的，铁路企业就可以以收货人延期领取货物造成铁路损失为由，反诉收货人，请求收货人赔偿损失。
三、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铁路企业打民事官司时，不论是起诉还是应诉，是“原告”还是“被告”，都需要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一）如果与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生争议的是铁路分局下属的站、段，那么虽然有权向法院起诉或应诉的是铁路分局，但是这些站、段仍然应当把纠纷情况及时报告给铁路分局的有关部门（如法律顾问室等），并积极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主动配合铁路分局有关部门的工作，使之及早掌握详细情况，尽快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打好民事官司。因为铁路分局的利益，就是站、段的利益，铁路分局的损失，就是站、段的损失。
（二）发生纠纷时，应及时向铁路企业的法律顾问或者律师咨询，了解本案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和诉讼程序，明白自己一方在案件中应负什么责任和责任的大小，并据此做好准备，打有把握之仗。若诉讼中涉及的法律关系相对复杂，应当请铁路企业的法律顾问或律师作为己方的诉讼代理人，以保证自己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不要拒绝签收法院送达的有关法律文书（如起诉状、传票、判决书等）。因为拒绝签收并不代表法院没有送达，法院可以采取留置送达的方法。
（四）不要拒绝在法院做的笔录（调查笔录、庭审笔录等）上签字。因为即使不签字，法院的书记员仍可以在笔录上记名原因，将笔录附卷生效，而且不签字也使自己无法申请补正笔录中的错误或者遗漏。
（五）必须按照法院传票上所写的时间准时出庭，因为按时出庭进行诉讼是诉讼当事人必须履行的一项诉讼义务。若遇到不可抗力的情况不能按时到庭，须向受诉法院书面说明。否则，如原告两次无故不到庭，法院可依法按原告自动撤诉处理。如被告无故不到庭，法院可依法缺席判决，而且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采取拘传措施，强制其到庭。
（六）诉讼中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诉讼权利，规范诉讼行为，不做任何妨害民事诉讼活动的事情。如果妨害了民事诉讼活动，将会受到严厉的制裁。民事诉讼法规定，对妨害民事诉讼活动的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学会打民事官司，可以说，是铁路企业迈入新世纪的入门证。因为，中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铁路企业今后面临的入世挑战和困难将越来越多，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特别是学会打民事官司将会是铁路企业现在和将来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今日的起诉、应诉，正是为了明日铁路运输事业的发展壮大和社会永久的息诉祥和。